少年维特的烦恼 » 第一编 » 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二日

一七七一年八月十二日

  的确,阿尔伯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昨天,在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一桩不寻常的事。我去向他告别,因为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骑马到山里去;而眼下我便是从山里给你写信的。我在他房中来回踱着,目光偶然落在了他的手枪上。

  “把手枪借给我旅途中用用吧,”我说。

  “好的,”他回答,“要是你不怕麻烦,肯自己装装药的话。它们挂在那儿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我从墙下摘下一支枪,他这时继续说道:

  “我自从粗心大意,出过一回岔子,就不愿再和这玩艺儿打交道了。”

  我颇好奇,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又讲:

  “大约三个月以前,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家里,房中有几支小手枪,尽管没装药,晚上我也睡得安安稳稳的。在一个下雨后的午后,我坐着没事干,不知怎么竟想到我们可能遭到坏人袭击,可能需要手枪,可能……这样的事你是知道。我于是把枪交给一名下人,叫他去擦拭和装药。这小子却拿去和使女们闹着玩儿,吓唬她们,却不知扳机怎么一弄就滑了,而通条又还在枪膛里,结果一下子飞出来,射中了一名使女的右手,把她的大拇指戳得稀烂。这一来我不仅挨抱怨,而且还得付医药费,从此我所有的手枪都不再装药了。好朋友,小心谨慎又有什么用?危险并非全都可以预料啊!虽然……”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人,除去他的“虽然”。不错,任何常理都容许有例外。可是他却太四平八稳!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正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进行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眼下阿尔伯物正是越讲话越长,临了儿我根本没有再听他讲些什么,而是产生了一些怪念头,举起手枪来用枪口对准自己右眼上方的太阳穴。

  “呸!”阿尔伯特叫起来,夺去了我手中的枪,“你这是干吗呀?”

  “没装药哩,”我回答。

  “就算没装药也不该胡闹!”他不耐烦地说,“我真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愚蠢到去自杀;单单这样想都令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呵!”我提高嗓门道,“你们一谈什么都非得立刻讲:这是愚蠢的!这是明智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为此你们弄清了一个行为的内情吗?探究过它何以发生,以及为什么必然发生的种种原因吗?你们要这样做过,就不会匆匆忙忙地下断语了。”

  “可你得承认,”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

  我耸了耸肩,承认他有道理。

  “可是,亲爱的,”我又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们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伯特反驳说,“因为一个受热情驳倒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

  “嗨,你们这些明智的人啊!”我微笑着叫道,“热情!迷醉!疯狂!你们如此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真是些好样的道学先生!你们嘲骂酒徒,厌恶疯子,象那个祭师一般从他们身边走过,象那个法利赛人似地感谢上帝,感谢他不曾把你们造成一名酒徒,一个疯子。可我呢,却不只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只要谁的言行自由一些,清高一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你就会听见人家在背后叫:‘这家伙喝多了!这家伙是个傻瓜!’──真叫人受不了。真可耻,你们这些清醒的人!真可耻,你们这些智者!”

  “瞧你又胡思乱想开了,”阿尔伯特说,“你这人总是爱偏激,这回竟把我们谈的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至少肯定是错了;因为自杀怎么也只能被看作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喽。”

  我已经打算中止谈话;要知道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他却用陈词滥调来进行反驳,真令我再生气不过。可是,这种话我听得多,气生得更多,所以仍能控制自己,兴致勃勃地反问他道:

  “你称自杀为软弱?可我请你别让表面现象迷惑了啊。一个在暴君残酷压迫下呻吟的民族,他们终于奋起掐断枷锁,能说是软弱么?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家被大火吞没的危险,鼓起劲来扛走他在冷静时根本搬不动的重物;一个人在受辱后的狂怒中,竟和六个人交起手来并且战胜了对方,这样的人能称为软弱么?还有,好朋友,既然奋发可以成为刚强,干吗亢奋就是它的反面呢?”

  阿尔伯特凝视着我,说:

  “你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个例子,在我看来根本文不对题。”

  “可能是吧,”我说,“人家也曾常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这个担子在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愉快的──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我继续说,“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荒唐,十分荒唐!”阿尔伯特嚷起来。

  “才不象你想的那么荒唐哩,”我回答说。“你也该承认,当一种疾病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使我们的精力一部分消耗掉了,一部分失去了作用,没有任何奇迹能再使我们恢复健康,重新进入日常生活的轨道,这样的疾病便被我们称为‘互症’。

  “喏,亲爱的,让我们把这种推理用到精神方面,来瞧一瞧人的局限吧。一个人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便会产生固定的想法,到最后有增无己的狂热夺去了他冷静的思考力,以至于毁了他。

  “一位清醒的明智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幸者的处境一目了然,可能去劝他,但是白费力气。这正如一个站在病塌前的健康人,他丝毫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输送进病人的体内一样。”

  阿尔伯特觉得这种说法仍太空泛。我便让他想想前不久从水塘中捞起来那个淹死了的少女,又对他讲了一遍她的故事。

  “一个可爱的姑娘,生长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一礼拜接一礼拜地做着同样的家务,唯一的乐趣就是礼拜天用渐渐凑齐的一套好衣服穿戴打扮起来,和女伴一块儿出城去散散步,逢年过节也许还跳跳舞,要不就再和某个邻居聊聊闲天,诸如谁跟谁为什么吵架啦,谁为什么又讲谁的坏话啦,如此等等,常常谈得专注而热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后来,她火热的天性终于感到有了一些更深刻的需要,而一经男子们来献殷勤,这些需要便更加热烈。从前的乐事已渐渐使她兴趣索然;临了儿,她到底碰着一个人,某种从未经历过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把她吸引到了此人身边,使她将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以致忘记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他,除了这唯一一个人,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所思所想的就只有他,只有这唯一一个人。她不为朝三暮四地卖弄风情的虚假欢乐所迷惑,一心一意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执意要成为他的,在与他永结同心之中求得自己所缺少的幸福,享受自己所向往的全部欢乐。反复的许诺使她深信所有希望一定会实现,大胆的爱抚和亲吻增加了本已充满她心中的欲望。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全部的欢乐,预感到了全部的欢乐,身子于是飘飘然起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终于,她伸出双臂去准备拥抱自己所渴求的一切。──可她的爱人却抛弃了她!她四枝麻木,神乔迷乱,站立在深渊边上;她周围是一片漆黑,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安慰,没有了预感!要知道,他抛弃了她,那个唯一使她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义的人抛弃了她。她看不见眼前的广大世界,看不见那许许多多可以弥补她这个损失的人;她感到自己在世上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被内心的可怕痛苦逼得走投无路了,她唯有闭起眼来往下一跳,以便在死神的怀抱里窒息掉所有的痛苦。──你瞧,阿尔伯特,这就是不少人的遭遇!难道能说,这不也是一种疾病么?在这混乱的、相互矛盾的迷津中,大自然也找不到出路,人就唯有一死。

  “罪过啊,那种冷眼旁观,并且称她为傻瓜的人!这种人可能讲什么:她应该等一等,让时间来治好她的创伤,日子一久绝望定会消失,定会有另一个男子来给她以安慰。──中是,这正象谁说:‘傻瓜,竟死于寒热病!他应该等一等,一当力量恢复,液体改善,血液循环平稳下来,一切都好了,他就能活到今天!’”

  阿尔伯特还是不觉得这个例子有说服力,又提出几点异议,其中一点是:我讲的只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可要是一个人眼光不这么狭隘,见多识广,头脑清楚,那他就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还能原谅。

  “我的朋友,”我嚷起来,“人毕竟是人呵!一当他激情澎湃,受到了人类的局限的压迫,他所可能有的一点点理智便很难起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况且……以后再谈吧。”我说着,一边就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唉,我当时的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慨!我和阿尔伯特分了手,但谁也没能理解谁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真难于相互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