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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丁斯基[4]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野营之夜》[5]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了一只牌角[6]。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陪,说完便走了。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喜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么愉快。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使他很伤心;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00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咝咝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那我决不会放过他。”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说得这样坦率,使我不知说什么好。西尔维奥接下去说:

“事情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去死。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

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

“您没有和他决斗?”我问道。“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

“我和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察帽[7]);他戴上帽子,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

“您知道,”西尔维奥接下去说,“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喜欢逞强,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在我们那个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我们都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喝酒:我的酒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8]曾写诗称赞过他。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事们都崇拜我,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这视为无法摆脱的祸害。

“我心安理得(也许并不心安理得)地陶醉于我的声誉,这时,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调到我们团里来。我从来没见过衣着这样华丽的幸运儿!试想一下,那么年轻、聪明、英俊,快乐得发狂,大胆得肆无忌惮,名声那么响,有多得不知其数和永远花不完的钱,试想一下,这在我们当中将产生什么影响!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他被我的名声迷住,便想和我交朋友,但是我对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可惜地和我疏远了。我恨透了他。他在团里和在女人中间取得的成功使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我便寻机和他吵架。他用挖苦回敬我的挖苦,他的话往往出我意料,比我辛辣,当然也比我的好笑得多:因为他是在开玩笑,而我却是含着恶意。后来,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举行的舞会上,我看见他成为所有太太小姐们注意的目标,特别是那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现在居然也对他表示倾心,我便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很平常的粗话。他勃然大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们都奔去拿马刀,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众人把我们拉开,当夜我们便出去决斗了。

“决斗是在拂晓时进行的。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预定的地方。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逐渐上升。我远远地看见了他。他由一个证人陪伴着徒步走来,马刀上挑着军服。我们迎着他走过去。他手里捧着一顶装满樱桃的军帽走过来。证人给我们量了十二步距离。该我先开枪,可是由于愤怒,我激动得很厉害,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击中对手,为了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我的对手不同意。我们决定抓阄。他永远是个幸运儿,抓了个第一。他瞄准了一下,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轮到我开枪了。他的生命终于落在我的手里;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竭力捕捉他脸上哪怕一点点惊慌的神情……他站在我的枪口下,从军帽里拣出一只只熟透的樱桃,一边吃一边把核吐出来,一直吐到我跟前。他那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得发疯。我想,他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于是我把手枪放下了。‘您现在似乎还顾不上生死的事,’我对他说,‘您请去吃早饭吧,我不来打扰您……’‘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他不以为然地说,‘请您开枪吧,不过悉听尊便,这一枪您可以留着,我随时可以奉陪。’我转身对证人们说,今天我不想打枪了,决斗就这样结束。

“我退伍并且住到这个小地方来。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没有一天不想到报仇。现在这个时刻到了……”

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信,拿给我看。有人(大概是他的代理人)从莫斯科写信来,告诉他,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式结婚。

“您猜得到那个人是谁,”西尔维奥说,“我现在要到莫斯科去。让我们看看,他在结婚前夕是不是还能像从前那样,若无其事地边吃樱桃,边迎接死亡!”

说着,西尔维奥站起来,把帽子往地上一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我凝然不动地听着他的话,一种异样的、自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

一个仆人走进来,报告马车已经准备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互相吻别。他坐上马车,车上装着两只箱子,一只装着手枪,另一只装着日常用品。我们再次告别,马车急驰而去。

过了几年,家境迫使我住到H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我操持着家务,经常想到我从前那种热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时暗自叹息。我最难以习惯的是孤零零一个人度过秋天和冬天的夜晚。午饭前,我可以和村长聊聊天,到各处去办事,看看那些新的机构,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打发时光;可是天一黑下来,我就完全不知道上哪里去好了。我从橱底下和储藏室里找出来的那几本书早就读得滚瓜烂熟。凡是女管家基里洛夫娜能够记得起来的故事也都讲过了。农妇们那些歌只能引起我的愁思。我本想喝那并不甜的甜酒,可是一喝就头痛。我承认我害怕成为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也就是那种不可救药的醉鬼,这种人在我们县里我见得多了。除了两三个这种不可救药的醉鬼外,我没有别的近邻,这种人谈起话来不是打嗝就是叹气。我宁可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家里。[9]

离我家四里路的地方有一处Б伯爵夫人的富庶的领地,但那里只住着一个管家,伯爵夫人只在出嫁的那一年来过一次,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我到此处隐居的第二个春天,我就听说伯爵夫人要和她丈夫到乡下来消夏。果然,他们六月初就来了。

对于乡下人来说,来一个有钱的邻居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他们来到之前两个月,邻近的地主和婢仆们就在谈论这件事,事后还要谈两三年。至于我,我得承认,听到要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邻居的消息,我心里非常兴奋;我急不可耐地想看到她,因此她来到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下午,我就动身到某某村去,以近邻和最温顺的仆人的身份去拜访伯爵夫妇。

仆人把我带进伯爵的书房,他自己去向主人通报。宽敞的书房布置得极其豪华。墙边放着几个书橱,每个书橱上都有一座青铜胸像;大理石的壁炉上挂着一面大镜子;地板上覆着绿呢子,还铺着地毯。我住在寒碜的角落里,对豪华的陈设已不习惯,我好久没见过别人的富有,有点胆怯、忐忑不安地恭候着伯爵,就像外省来告状的人等候大臣一样。门开了,走进一个约莫三十二岁的英俊男人。伯爵坦然而友好地向我走来。我竭力鼓起勇气,正要向他作自我介绍,他却抢先了。我们坐下来。他的言谈随便而亲切,一会儿我就不再感到拘束。我刚刚恢复常态,这时伯爵夫人突然走了进来,这使我比刚才更加坐立不安。她确实长得很美。伯爵把我介绍给她;我想显得潇洒一点,但是我愈想做出毫不拘束的样子,就愈觉得自己笨手笨脚。他们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常态并习惯于新交,就自己交谈起来,把我看作亲密的邻居,不拘礼节。于是我在书房里踱起步来,看看他们家收藏的书画。我对绘画是门外汉,但有一幅画却引起我的注意。这幅画画的是瑞士风景,但是使我吃惊的并不是它的绘画技巧,而是因为这幅画被两颗子弹打穿了,一颗子弹正好打在另一颗上面。

“真是好枪法,”我回过头来对伯爵说。

“是啊,”他回答,“枪法高明极了。您的枪法好吗?”他继续说。

“对付得过去,”我回答,很高兴终于谈到我熟悉的话题。“三十步内打纸牌弹不虚发,当然得用我熟悉的手枪。”

“真的?”伯爵夫人十分认真地说,“你呢,亲爱的,你能在三十步内打中纸牌吗?”

“我们什么时候试试看吧,”伯爵回答。“想当年,我的枪法还不坏,可是我已经有四年没有摸过手枪了。”

“噢,”我当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跟您打赌,我认为阁下就是在二十步内也打不中纸牌:手枪要天天练习。这我是有经验的。在我们团里我也算一个优秀射手了。有一次,我整整一个月没有摸过手枪,我的枪拿去修理了;阁下,您猜怎么着?后来我再拿起手枪的时候,头一次距离二十五步打一只瓶子,连续四次都脱了靶。我们那儿有个骑兵上尉,喜欢说俏皮话,爱说笑,他当时恰好在场,便对我说:老弟,看来你的手不肯抬起来打瓶子。是的,阁下,不能小看这种训练,要不然,马上就荒疏了。我遇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射手,他每天都打枪,至少每天午饭前都要打三次。这是他自己规定的,就像每天都要喝杯伏特加一样。”

伯爵夫妇看见我渐渐健谈起来,都很高兴。

“那么他的枪法怎么样?”伯爵问我。

“阁下,这样说吧,有过这样的事,他看见墙上有一只苍蝇,您觉得好笑吗,伯爵夫人?上帝可以作证,这是千真万确的。有过这样的事,他看见一只苍蝇就喊:‘库兹卡,给我手枪!’库兹卡把实弹的手枪拿给他。他砰的一声就把苍蝇打进墙壁里去!”

“这枪法太好了!”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西尔维奥,阁下。”

“西尔维奥!”伯爵跳起来嚷道:“您认识西尔维奥?”

“怎么不认识,阁下;我们是朋友,我们团里把他当作亲兄弟。可是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么说,阁下也认识他啰?”

“认识,而且很熟悉。他没有对您说过……不,我想不会。他没有对您说过一件很离奇的故事吗?”

“阁下,您是不是指他在一次舞会上被一个浪荡汉打耳光的事?”

“他对您说过那个浪荡汉的名字没有?”

“没有,阁下,没说过……噢!阁下,”我猜到是怎么回事,接着说,“请原谅……我不知道……难道是您吗?……”

“正是我本人,”伯爵回答着,样子十分伤心,“这幅被子弹打穿的画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纪念品……”

“噢,亲爱的,”伯爵夫人说,“看在上帝面上,你别说下去了;我怕听这些。”

“不,”伯爵不以为然地说,“我要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他知道我怎样侮辱了他的朋友,也应该让他知道,西尔维奥怎样向我报了仇。”

伯爵把圈椅挪近我一点,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了下面这个故事。

“五年前我结了婚。第一个月,也就是蜜月[10],我是在这里,在这座村子里度过的。这座房子让我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也留给我一次最痛苦的记忆。

“一天傍晚,我们俩一起骑马出去兜风,妻子的马不知怎的发起性子来。她很害怕,把缰绳交给我,一个人徒步走回去,我骑马先回家。在院子里我看见一辆旅行马车。仆人告诉我,有个客人在书房里等我,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有事情要找我。我走进书房,看见暗处有一个人风尘仆仆,满脸胡子,站在壁炉旁边。我走到他跟前,竭力辨认他的面貌。‘你不认得我了,伯爵?’他用发颤的声音说。‘西尔维奥!’我失声叫了起来。坦白说,当时我十分惊慌,连头发都竖了起来,‘正是我,’他接着说,‘现在轮到我开枪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开这一枪的,你准备好了吗?’他的侧面衣袋里露出一支手枪。我量了十二步,站在那边角落里,要求他趁我妻子还没有回来赶快开枪。他拖延着,要我点灯。仆人点了蜡烛。我关上门,吩咐谁也不准进来,又请他开枪。他拿出手枪,瞄准着……我一秒一秒地数着……我想到她……可怕的一分钟过去了!西尔维奥把手放下来。‘很可惜,’他说,‘我的手枪里装的不是樱桃核……子弹沉得很。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在决斗,而是在杀人:我不习惯向不拿枪的人瞄准。我们重来吧,我们还来抓阄,看该谁先打枪。’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似乎没有同意……后来我们还是给另一支手枪装了子弹,卷了两个纸卷儿。他把纸卷儿放在以前被我打穿的那顶军帽里,我又抓了第一号。‘伯爵,你的运气真是好得出奇,’他冷笑着对我说,那冷笑的样子我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当时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可是我开枪了,子弹就打在这幅画上面(伯爵用手指着那幅被子弹打穿的画,他的脸红得像一团火,伯爵夫人的脸比手帕还要白: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我开了枪,”伯爵接下去说,“荣耀归于上帝,这一枪没有打中,于是西尔维奥……(说实在,那时他真是可怕)西尔维奥开始向我瞄准。突然,门开了,玛莎跑了进来,尖叫着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她的在场使我恢复了勇气。‘亲爱的,’我对她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们是闹着玩的?瞧你吓的!去喝杯水再到我们这儿来,我要向你介绍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玛莎还是不相信。‘请问,我丈夫说的是真话吗?’她回过头问那严厉得可怕的西尔维奥,‘你们真是闹着玩的吗?’‘他总爱闹着玩,伯爵夫人,’西尔维奥回答她,‘有一次他闹着玩,打了我一记耳光,闹着玩把我这顶军帽打穿,这会儿又闹着玩对我开了一枪,可惜打偏了。现在该我来闹着玩了……’说着他又拿起枪瞄准我……当着她的面!玛莎扑到他脚下。‘起来,玛莎,这是耻辱!’我狂叫着,‘先生,您能不能停止侮弄一个可怜的女人?您还开不开枪?’‘我不开枪了,’西尔维奥回答,‘我已经满足:我看到你的惊慌,你的胆怯;我迫使你向我开枪,我这就满足了。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我把你交给你的良心去审判。’他走了,可是走到门口又站住,回头看看被我打了一枪的画,几乎没有瞄准就朝那幅画开了一枪,然后走出去。妻子昏倒在地上。仆人不敢拦住他,只是惊恐地望着他。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他已经走到台阶上,叫来车夫,乘车走了。”

伯爵说完了。我就这样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它的开头曾使我那么惊奇。我没有再见到过故事的主人公。听说,在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11]暴动的时候,西尔维奥曾率领过一队希腊民族独立运动战士作战,结果在斯库列尼一役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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