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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自我

  郑曙芩译

  今晨我一照镜子,左眼瞳孔不翼而飞,虹膜也消失大半。原先长虹膜的地方现在只剩一块空洞的白斑和油渍。

  起先我以为是隐形眼镜在作怪,但转念一想,我并未戴隐形眼镜。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眼镜。

  那只空洞的眼睛向后盯着我,看上去怪怪的。我仍能看见东西,这叫我不安。我把手举在完好无损的右眼前,发现左眼视力丝毫未减。我片刻难宁。

  如果左眼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惊慌,这只不过是夜盲而已。但瞳孔消失而丁点不影响我的视力——天哪,这出奇的吓人!这可能是重病的征兆。

  我当然想到了找医生看看。但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为了我的事去麻烦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这只眼出了问题,还一直盯视着我。我最终还是去拿电话簿翻找一下。

  电话簿好像是晚上才丢的。我一直用它支撑书架的一端,可现在它不见了。书架也没了——我开始猜测我是否遭劫了。

  先是我的眼睛,再是电话簿,现在是书架,这些统统消失了。今天要不是星期二,我准会着急。说实话,我是急了,但星期二是我沉思默想事与愿违的日子。星期一考虑个人的事(如眼睛和电话簿)。到下星期一,还得先过上六天,我是抛开日程表,在一个星期二操起心来。等星期一我没紧要的事再找电话簿。

  (我发现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使我保持思路清晰——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问题,我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眼睛着实让我坐立不安。它把我的办事顺序搅乱了。

  我决定即刻采取行动。我出发去找电话簿,可找寻线路不见了。我被迫中途折返。

  真难受——物品接连失踪引起忧伤的思绪。每当我要什么东西,它总不见,像是激我再找,跟我玩起了捉迷藏。而我早已厌倦这孩子气的游戏,便不再受它们的逗引和摆布,不找了。(让它们来找我吧!)

  我决定自个儿走去找医生。(我没戴帽子。我怕我一找帽子,帽子也不见了。)

  一出门,我发现过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不久我就想到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已将此忘得一千二净,没预先考虑到别人对此的反应。

  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说,“决不会。”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承诺。”

  现在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倾斜了。一切都被压扁了,滑向地球边缘。事情至此还未完。我看到地表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我晃晃脑袋要驱走这念头,却发出了奇怪的震动声——像小海象藏在大蚌壳里。

  我坐在长椅上——我想不通。雾旋绕着升起,越来越浓,掩盖了一切,能见度降到了零,管理员威胁说天花板没掀开就不做手术。我抗议,不——天花板在那儿有什么不好吗?——但他们不理我。

  我于是站起来动手要把天花板移回去。但我够不着,只好踩在椅子上。虽近看那天花板满是裂缝,却坚硬无比,移动不得。

  我又试着再次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停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到长椅上躺着去。”她说,“闭上眼睛,放松,仰卧,放松。”

  “好吧。”我应道。但我没仰面朝天,而是俯卧着。脸贴着坚硬无比的椅面。

  “放松。”她又说了遍。

  “我尽力。”我说,迫使自己放松。

  “看窗外。”医生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云朵。”我答。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对。什么样的?”

  我又看了一眼:“农舍奶酪云朵。农舍奶酪小云朵掠过。”

  “农舍奶酪云朵——?”医生问。

  “对。”我说,“农舍奶酪云朵。硬得很,犟得很。”

  “奶酪是大还是小?”

  “啊?”我问道,翻过身来。她没穿高尔夫球鞋,但穿着毛衣,脚上蹬一双高跟鞋。她是医生——我能分辨出来。她鞋跟还钉有防滑片。

  “我问你问题呢!”她低吼。

  “是。你问了。”我承认,“你再问一遍行吗?”

  “好的。”她答道,静静地等。

  我也等着。一时间我俩都不说话。我打破沉默问:“那你倒是问啊!”

  这时她说:“我问你云朵是大奶酪还是小奶酪?”

  “我不知道,”我答道,“它们是什么?”

  “你不知道就好,——否则我们会对你动武的。你抛弃了怪念头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天花板整个散了架,边缘部分摇摇欲坠,裂缝越来越大,碎片剥落像肥皂泡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地面上。

  “啾——”我说道,“嗽,医生——我的眼睛有病。”

  “你的自我?”①

  “嗯,对啊。瞳孔不见了。”

  “你自我中的学生②不见了?”

  【①eye(眼睛)与I(我)同音。】

  【②pupil有“学生”与“瞳孔”两义。】

  医生大吃一惊,“怪事!”

  我只有点头——我确实点了点头。(可能僵硬了些。又有些小碎片剥落轻飘下来。我们注视了片刻。)

  鼍嗯。”她说,“我是这么想的。想听听吗?”

  我默不作答。不管我愿不愿听,她都会说出来。

  “世界末日到了。”她阴丝丝地说。

  “马上吗?”我问道,有点担心了。我还没喂过猫呢。

  “不。但快了。”她安慰道。

  “哦。”我应了一声。

  我们闷坐着。过了会儿,她清了清嗓子,“我认为……”她慢条斯理地说,但声音逐渐低下去。

  “那好。”我说。可她没听见。

  “我认为世界存在只不过是人脑的反映。它之所以这样存在着,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存在的。”

  “我思故我在。”我说。她不搭理,只是要我别说话。

  “是的,你存在着。”她肯定。(我很高兴她能对此确定——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而今天不是担心的日子。上次我担心是在星期二。)“你存在着。”她说,“因为你认为你是存在的。世界也存在着,因为你认为它确实存在。”

  “那哪天我死了——世界不也就跟我一同完蛋了吗……?”我推论道,心中祈盼千万别死。

  “不——瞎胡扯。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是不相信唯我论的。”她用一把叉抓了下她的眼球,继续说:

  “你一死——你就不存在了。但世界还在——这是因为其他活着的人相信它还存在。(他们只认为你不存在了。)懂了吗?世界是我们个人意识的总和。”

  “对不起,”我硬邦邦地说,“我不相信集体主义。”我又坐直了些,“我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看见没有?”她没理会我的话,“人们对世界的幻觉得以持续是由于惯性作用。你相信世界存在是因为存在方式从你出生之日起就一贯如此,你一出生,别人就认为你存在了。你发现世界遵循大家信奉的规则,你就也信奉这些规则。你信奉这些规则亦壮大了其力量。”

  “哦。”我躺着听她说,脑子里却盘算着如何不失体面地避她远去。我的眼睛又疼起来,再也看不见天花板了。眼前一团迷雾。

  “看那教堂!”她猛然喊道。

  “啊?”我说。

  “看那教堂!”她重复道,口气坚定。

  我试着抬头看那教堂,但驱不散的迷雾使我连脚趾头都看不到。

  “看哪,”她说,“信仰:是宗教第一训诲——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没人教导你要信奉上帝。信仰能创造奇迹吗?好,我来告诉你吧——它确实能!如果大部分人相信某样东西,这东西就成为事实!”

  现在我的眼睛更是抽搐不已。我想坐起来,但她有力的双手又把我摁回去了。她俯身靠近我激动地轻声说道:“是的,是真的。真是这样。”

  “假如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点头同意。

  她接着说:“很幸运,宗教早就抛弃了奇迹迎来了保守主义——现在它为保持现状而斗争。宗教是最后一个现实堡垒——它是阻止混乱的武器之一。”

  “混乱?”

  “对,混乱。”

  “哦。”

  “世界在变。”她解释道,“人们正在改变它。”

  我点头同意:“是,我懂。我也看报纸。”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人正在无意识地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真能改变他们的环境——越有信心,变化就越剧烈。我来举个例子——化石!”

  “化石?”

  “对,化石。在人们相信进化论前,谁也没有发现过化石——而当他们开始相信进化论时,到叨5儿都踩在化石上。”

  “你真相信这点?”我问道。

  “是,我确信。”她热烈地说道。

  “那一定是真的了。”我说。

  “哦,是的。”她答道。我知道她是深信不疑的。她举了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实际上,她越说,我越信。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这就是原因。”她坚定地说,“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开始信奉异端邪说,正拉帮结派。”

  “就像丘疹?”我举例说明。

  “对。”她说。我看到她鼻尖上已长出一个小脓疱,“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狂热分子碰上另一个狂热分子,然后两人又遇到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很快,所有狂热分子拥有同一种信仰——很快,他们的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开始与现存世界对立,要用非现实来取代现实。”

  我点点头,集中精力要把周围的一团雾裹起来。

  “世界多变,人们就笃信变化。他们也就更坚强。长此以往,恐怕我们是世上仅存的正常人了——我们正处于险境。”

  “他们人多势众,是吗?”我试探着问。

  “比这更糟——他们的不同观点正腐蚀着空间结构!连地球的形状都在改变!是真的,地球有一段时间曾是平的——直到人们相信它是圆的,地球来转动。”

  我转过身看她。她也消失在迷雾中,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嘴巴。

  “但世界确是梨形的。”我说,“我是从《科学的美国人》上读到的。”

  “那你为什么认为地球在改变形状呢?”那嘴巴问道,“因为某个民族自以为大,地球正膨胀起来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哦。”我说。

  “是新闻传媒的错——电视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他们不停唠叨世界在变化——而且信徒剧增。”

  “嗯,”我说,“当今世界的形状是如此,变化就得由——”

  “哦,上帝——也不是你!你们总说世界会变成碎片——从接合处裂开——”

  现在连那张嘴巴也不见了。

  我呆在那儿。我没错。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墙面一片斑驳,上面还有无数的洞。一时间碎片纷扬。但另一端潮水还未突墙而来。

  我的手指探进洞去,摸到了柔软的胶面,它还未完全融化。

  至此,我的眼睛一筹莫展——不单眼痛难言,连自我也有刺痛。我感到我晦涩难懂。

  “找到自我了吗?”公园里一个演说家问道。(我视而不见——我记得先前找东西的经历。我当然不想再搜寻什么。)我向前走。

  走了会儿,又有个演说家——此人站在肥皂箱上,“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他抑扬顿挫地说,“在这里,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揉揉眼睛,局促不安地感到天花板正裂开一条条缝隙。

  “每个人都能站起来谈论自己的事业——任何团体可选择他们的信仰——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重建世界!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重建!”

  一切都摇摆不定——在正误问摇摆。

  “但最重要的是,”他继续说道,“不管我们有多大矛盾,我们都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让我们减少分歧,达成妥协。我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长远来看,这种崇高的自由和个人行为将有助于我们为众多的人谋福利!”

  在我听来,真是棒极了。

  我回到家。工人刚糊好墙纸。怪啊,曾掩盖在花花绿绿墙纸下、坑坑洼洼的墙面看上去是多么的光洁。

  我看不出哪儿粘了浆糊。内层结构光秃秃的表面也在雾中消失。天花板比以前更低了。

  我歇了会儿,抚摸那只猫。我一进门,它就冲我招手,“你好,人。”猫说,“给我个大麻香烟吧。”

  “不能啊。我自己有些麻烦。”

  “好吧,那给我一块钱。”

  “干吗用?”

  “去旅行。”它说。

  “好。”我给了它一块钱看它走。

  它嘴里含着钞票,把钱点亮后抓起手提箱,一口气奔出三万英尺,向西奔去。我不明白。雾越来越浓,交通警已停止了一切交通。

  我想问些问题,但一时半会儿记不起来了。哦,对了——不太重要。但我希望能想起来。

  电视上的人是个医生。他坐在电视机上,两脚在屏幕前摇晃、(他鞋底的防滑片擦着屏幕),说毒品正危害着现实世界。毒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世界观来损害人的正常思维,直到人看不到现实为止。

  “再见吧,趁他信仰未变。”我咕哝着关掉电视,把他撵走了。天色渐晚,我要睡会儿。我还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别照处方上写的做。墙纸已在剥落了。

  事实上,现存的只有一个空壳了。乍看像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毒品砌成的。可能毒品正改变着我们的群体思维——但我什么也没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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