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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林

一个士官生讲的故事

一八五……年仲冬,我们炮兵连的分队被派驻在大切奇尼亚山。二月十四日晚上,我获悉因缺排长由我代为指挥的排被指派参加第二天的伐林纵队,[1]并在当晚接到了正式命令。我把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就比平日早一些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我没有那种爱用旺炭火烧暖帐篷的坏习惯,和衣躺到用小木柱支起来的床上,把毛皮高帽拉下来盖在眼睛上,裹上皮大衣,就睡着了,睡得特别熟而又不安稳——在危险即将到来的惶恐不宁的时候睡觉总是这样的。想到明天有战斗,我便陷入这种状态。

夜里三点钟,天还黑咕隆咚的时候,有人掀开我身上睡暖了的皮大衣,蜡烛的红光刺得我惺忪的睡眼怪不舒服。

“请起来吧。”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我闭上眼睛,无意识地把皮大衣重新拉回身上,又睡着了。“请起来吧,”德米特里重复说,一面无情地摇我的肩膀,“步兵要出发了。”我猛然记起了有事在身,哆嗦了一下,就一骨碌爬下床。匆匆喝了一杯茶,用冰冷的水洗过脸,爬出帐篷,径往停炮场走去。天很黑,雾蒙蒙的,颇有寒威。营地上这里那里烧着夜间的篝火,照亮了火边没有睡醒的士兵们的身影;这篝火的淡淡的红光使黑暗显得更深沉了。附近可听见均匀平稳的鼾声,远处有步兵活动、说话和火枪碰击的声音,他们已准备出发;空气中散发着烟、马粪、火绳和雾的气味;一阵清晨的寒战在背上掠过,牙齿就不由得打起战来。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里,只有凭了马儿打响鼻和稀少的马蹄声,才能判断出驾好了马的大炮前车和弹药箱停在哪里,凭了点火杆的点点亮光,才能判断出大炮停在哪里。“上帝保佑吧”这句话的声音一落,第一门炮就叮叮当当响起来,接着弹药箱也橐橐地响起来,一排人就出动了。我们都脱下帽子,画了十字。我们的排插到步兵的空档中,停了下来,等待整个纵队集合和队长出来,等了约莫一刻钟。

“我们缺一个兵,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个黑影走到我身边说,我只凭声音听出是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

“缺谁?”

“韦连丘克。套马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我看见他的,——这会儿不见了。”

因为看样子纵队不会马上出发,我们就决定派队列上等兵安东诺夫去找韦连丘克。过了不多一会工夫,黑暗中有几个骑马的人从我们身边迅速地跑过去,那是队长及随员;接着,纵队的先头就活动起来,出发了,最后我们也开动了——只落下了安东诺夫和韦连丘克。但是我们来不及走上一百步,两个士兵就追上了我们。

“他到哪儿去了?”我问安东诺夫。

“在停炮场睡觉。”

“怎么,他喝醉了?”

“没有的事。”

“那他到底为什么睡着了呢?”

“我没法知道。”

我们在不曾翻耕过的没有积雪的田地和矮灌木丛地上,一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摸黑走了三个来钟头,大炮压得灌木丛咔嚓咔嚓响。等到过了一条浅浅的但非常湍急的小溪,我们奉命停下来,只听见先头队伍断断续续传来步枪声。这声音像平常一样对大家有特殊的刺激作用。队伍仿佛醒过来了:有了说话、活动和笑的声音了。士兵们有的跟同伴角斗,有的两脚交替跳着,有的嚼干粮,或者为了消磨时间,咔嚓咔嚓做着举枪和放下枪的动作。这时,东方的雾霭明显地开始发白,潮气更可以感觉得到了,四周的景物也都渐渐地从昏暗中显露出来。我已经分辨出绿色的炮架,弹药箱,炮身上被雾打湿的铜件,我那些熟悉的、平日无意间观察得很细致的士兵的身影,枣红马,以及一行行背着发亮的刺刀、袋子、装药杆和小锅的步兵。

我们很快又开动,离开道路走了几百步,就说已到目的地。右边可以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的陡岸和鞑靼人公墓上高耸的木头柱子,左边和前边在雾霭中隐现着一带黑压压的东西。我们排的士兵们从前车上爬下来。八连为我们打掩护,架起了枪,营里其他士兵就全带了枪和斧子进了树林。

不到五分钟,四面八方生起了篝火,毕毕剥剥作响,冒起了烟。士兵们都分散了开来,用手和脚扇火,搬运树枝和原木。树林里响起几百把斧子的砍木声和树木坠倒的声音,毫不停息。

炮兵们似乎有意要同步兵竞赛,也烧起了一堆篝火,火势已经旺得两步内不能靠近。士兵们不断把冰树枝往火里压,黑色的浓烟从树枝间腾起,冰水滴在火中发出咝咝的响声,底下的树枝已烧成了炭,篝火周围白色的枯草都解冻了。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总觉得不够,搬来整段整段的原木,再拿杂草塞在下面,把火扇得越来越旺。

我走到篝火旁边点烟卷的时候,只见一向爱忙碌的韦连丘克因为犯了过失,在篝火跟前比谁都干得起劲,特别尽心地光着手从火堆中心取出一块炭,在两手间来回抛了两三下,扔在地上。

“你点一根小树枝给他吧。”另一个人说。“弟兄们,你们拿点火杆来吧。”又有一个人说。韦连丘克本来还想用手去取炭,见我没有靠他的帮助终于点燃了烟卷,才把烫伤了的手指往短皮大衣的后摆上擦了擦,并且大概是想做点什么吧,拿起了一大截悬铃木,使劲一抡,扔到篝火上。最后,他觉得可以休息一下了,便走到火跟前,敞开那只扣住背后一个扣子、当大斗篷披在身上的大衣,叉开两腿,向前伸出两只粗大的黑手,微微撇着嘴,眯缝起了眼睛。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他沉默了一会以后,并不专对着任何一个人,说道。

俄罗斯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士兵,可以包括所有部队的士兵:高加索部队,非近卫军部队,近卫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等等。

这三种主要类型,连同许多小类及彼此相似的特点,即为:

一、忠顺的。

二、爱摆威风的。

三、狂放的。

忠顺的可分为:甲、忠顺而沉静的,乙、忠顺而爱忙碌的。

爱摆威风的可分为:甲、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乙、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

狂放的可分为:甲、狂放的快活人,乙、狂放的淫乱者。

其中最常见的类型,是最可爱、最给人好感、多半兼具温和、虔诚、有耐心、忠于上帝意志等基督教美德的一种类型,是一般忠顺士兵的类型。忠顺而沉静的士兵的特点,是心境安静,什么事也搅乱不了,一生不论盛衰荣枯,都能淡然置之。忠顺而好喝酒的士兵的特点,是隐隐有一种诗的气质,对事敏感;爱忙碌的士兵的特点,是智力有限,却爱瞎起劲,无目的地操劳。

一般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则多半见于士兵的上层,如上等兵,军士,司务长,等等;这一类型就其第一小类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士兵说来,是非常高尚、有毅力的,多半好武,而且不乏强烈的诗的激情(我想要给读者介绍的上等兵安东诺夫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小类是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他们已从某个时期开始大大地扩充起来。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总是能说会道,识得字,穿粉红色的衬衫,不吃大锅饭,有时抽穆萨托夫牌烟,认为自己无可比拟地高于普通士兵,却极少像第一小类爱摆威风的人那样能当好兵。

狂放的士兵的类型正如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一样,也是以第一小类狂放的快活人为好,他们的特点是永远高高兴兴,做任何事都极有能耐,富于天赋,而且勇敢,第二小类狂放的淫乱者却同样坏得很,不过应该说,俄罗斯军队尚可庆幸的是,这类士兵倒很少遇见,即使有的话,那也往往为绝大多数士兵排除在同志关系之外。不信教和恣意纵欲,是这类士兵性格上的主要特征。

韦连丘克属于忠顺而爱忙碌的一类。他是小俄罗斯人,服役已有十五年,虽然是个不出众、不太机灵的士兵,为人却非常正直,心地厚道,做事尽心竭力,尽管大都做得不合时宜。我说为人非常正直,是因为去年有一件事情,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这个性格的特征。原来差不多每一个士兵都会一种手艺。比较普遍的手艺是会做衣服和皮鞋。韦连丘克会的是第一种,连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都叫他做衣服,可见他的手艺是相当高明的。去年在营中,韦连丘克为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缝制一件讲究的大衣;但是,就在他裁好了呢子,量好了配料,一齐藏在自己帐篷里枕头下的当天夜里,就出了倒霉事:价值七个卢布的呢子夜里不见了!韦连丘克两眼含泪,嘴唇煞白发颤,哽咽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发了一通脾气,在气头上把裁缝威吓了一阵。但他是个手头宽裕的人,为人也不错,所以后来就没有计较,不要韦连丘克赔偿衣料钱。爱忙碌的韦连丘克无论费多大劲,无论怎样对人哭诉自己的不幸,小偷却总是找不到。虽然有个狂放的淫乱的士兵,名叫切尔诺夫的和他睡一个帐篷,极可怀疑,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同炮兵连里的贵族——司务员和伙食管理员作些小交易,手头颇为宽裕,所以很快就把丢失大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韦连丘克却不然,他忘不了自己的倒霉事。士兵们说,那一阵子他们真为他担心,怕他自杀或者跑到山里去:这件倒霉事对他影响太大了。他不吃不喝,连活儿也干不了,只不住的哭。三天以后,他找到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脸色惨白,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从翻袖口里拿出一个金币交给他。“这实实在在是最后的钱了,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是向日丹诺夫先借来的,”他说着又唏嘘做声,“还有两个卢布,等挣到了,我一准还。他(他是什么人,韦连丘克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在您眼里变成一个骗子了。他,这个黑良心的东西,把自己弟兄最后一块心头肉都挖走了;可我,当了十五年的兵……”应该说,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算不错,没有拿韦连丘克欠的两个卢布,虽然两个月后韦连丘克送来要还他。

围在篝火旁边取暖的除了韦连丘克以外,还有我排里的五个士兵。

在背风的最好地方,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坐在铁桶上抽着烟斗。从这个人的姿态、眼神、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有发号施令的习惯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更不用提他坐的那个铁桶了,在途中休息的时候,这铁桶便是权力的象征,何况他还穿着粗皮面的短皮大衣。

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向我转过头来;但是他的目光仍停留在火上,过了半晌,他的视线才随着头的方向转到我的身上。马克西莫夫是个富裕的农民,有些钱,在教导队受训时成绩优良,学到不少知识。士兵们都说,他的钱多得很,学问大得很。我记得,有一次用象限仪进行曲射演习时,他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士兵解释说,水准仪不是别的,是发生于大气水银本身的运动。其实马克西莫夫一点也不傻,他通晓自己那门技术;但是他有一种不幸的癖性,就是有时候故意把话说得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我相信他本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话。他特别爱用“发生”和“继续”这两个词儿,所以每每说到“发生”和“继续”的时候,我就料定他以下要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了。士兵们却不然,就我所见,他们倒爱听他的“发生”,并且猜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虽然也像我一样,一个字也不明白。但是,他们把自己没有听懂的原因只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因而反倒越发尊敬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起来。一句话,马克西莫夫是个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人。

第二个士兵,刚在火边脱出筋脉显露的发红的两脚,整了整鞋子的,是安东诺夫——就是那个炮手安东诺夫,还在一八三七年的时候,他曾同另外两个士兵一起守着一门炮,没有掩护,回击着强大的敌人,大腿上已经中了两颗子弹,还继续在炮跟前往返装炮弹。士兵们都说:“要不是他那性子,他早该升军士了。”的确,他的性子是古怪的:在清醒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安静、更和气、更勤奋的人了;一旦喝了酒,就判若两人:眼里没有上司,爱打架胡闹,变成一个非常坏的士兵。不过一个星期以前,谢肉节的时候,他喝起酒来,无论怎样恫吓他,规劝他,把他拴在炮上,他依然没有节制地喝,一直折腾到大斋第一个星期吃素的星期一。而在整个斋期,虽然部队里有命令叫所有的人都吃荤食,他却单吃面包干,第一个星期连规定可以喝的一杯伏特加酒也没有喝。不过,当他醉意矇眬,青筋嶙嶙的手上拿着一把三角琴,有意无意地左顾右盼,弹起《巴勒娘》舞曲的时候,或者披了大衣,几颗勋章在大衣胸前晃动,两手插在蓝粗布裤的裤袋里,在街上优哉游哉走过的时候,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两腿短而弯曲、一副油光光的留小胡子的嘴脸的形像,是应该看一看的——应该看一看这时候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以当兵自豪、看不起非士兵的一切的神气,以便明白在这种时刻,要他不去同说话无礼或只是偶然遇见的勤务兵、哥萨克、步兵或移民,总而言之不是当炮兵的人打一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之所以要打架胡闹,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痛快,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持全体士兵的士气,他觉得自己是士兵的代表。

第三个士兵,戴一只耳环,蓄着硬得像鬃毛的小胡子,一副像鸟一样的小脸,嘴里叼着瓷质小烟斗,蹲在篝火旁边的,是驭手奇金。士兵们都管奇金叫宝贝,他是个快活人。不管天寒地冻的时候,不管在没膝的泥泞中,不管两天没有吃东西,不管在行军、检阅、操练中,这位宝贝总是无时无处不做鬼脸,用两腿跳出特别的舞姿,说几句俏皮话,使全排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在途中休息或扎营的时候,奇金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班年轻的士兵,奇金不是向他们提议玩“密探”[2],就是给他们讲一个机灵的士兵和一位英国老爷的故事,或是装出鞑靼人、德国人的模样,再不然就只寥寥数语,使众人笑得死去活来。尽管在炮兵连里他的快活人的名气已很大,只要他一张嘴,一眼,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但是他确实有许多真正喜剧性的出人意料的招数。他善于在每一件事中看出特殊的、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尤其是,这种从一切事情中看出可笑之处的本领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第四个士兵是一个年纪轻轻、相貌难看的孩子,是去年送来的新兵,还是初次参加行军。他站在烟里,离火很近,仿佛火立刻就要把他的破旧的小短皮大衣烧着似的;但是尽管如此,从他敞开下摆、悠然自得、弓着小腿肚的姿势看来,显然他是感到非常愉快的。

最后,第五个士兵,坐在离篝火稍远的地方,在削一根小棍子的,是日丹诺夫大叔。日丹诺夫服役的年头比连里所有士兵都长,他是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当新兵来的,所以现在大家还都照老习惯叫他大叔。人都说他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连“刮鼻子”[3]都不玩),不用粗话骂人。所有空闲的时间,他都干做鞋的手艺,每逢假日,只要有可能便上教堂,或者在圣像前面点上一戈比一支的蜡烛,打开赞美诗来念,这是他所能念的唯一的一本书。他很少和士兵们往来——对于年纪虽较轻、衔头却较高的人,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同等的人,因为自己不喝酒,所以也很少有机会接近;然而他特别喜爱新兵和年轻的士兵:他总是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并且常常给以帮助。连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大概有二十五个卢布,他很乐意把这些钱借给确实穷困的士兵。就是现在已成了军士的那个马克西莫夫,曾经告诉我,十年前他来部队还是一名新兵,爱喝酒的老兵们同他一起把他的钱都喝光了的时候,日丹诺夫看到了他的不幸境遇,把他叫到自己那儿,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行为,甚至动手打了他几下,教训他应该如何当兵,然后,给了他一件他已经失去的衬衫和半个卢布,才把他放走。“他把我扶植成了人。”马克西莫夫说起他来总是怀着尊敬而感激的心情。韦连丘克不幸丢失大衣料的时候,也就是日丹诺夫帮了他的忙。他从韦连丘克刚当新兵起,就一直关心他。他在二十五年的当兵生涯中,帮助过许许多多别的人。

在执行勤务上,不可能指望有比他懂得更多、比他更勇敢勤奋的士兵了;但是要提升为军士,他太温和,太不起眼了,尽管当炮手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他只有一件乐事,甚至可以说是嗜好,那就是听唱歌:特别有几首歌曲,他很喜欢听,他经常把年轻士兵的唱歌小组召集起来,自己虽然不会唱,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两手插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眯缝起眼睛,不住地摇头晃脑,动着颧骨,以表示自己的赞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他耳边颧骨的均匀活动中,我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表情,我只有在他身上才见到颧骨的这种活动。白发苍苍的脑袋,抹了油膏的黑色小胡子,满是皱纹的晒黑的面孔,初看起来给他添了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然而,凑近前去仔细地看一看他的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是在眼睛微笑的时候(他的嘴唇是从来不笑的),又有一种非常温柔的近乎稚气的神情会突然使您愕然。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韦连丘克又说道。

“你抽雪茄烟不好吗,老兄?”奇金说着,又撇嘴,又使眼色。“我在家里是一向抽雪茄烟的,这烟比较甜。”

不用说,大家都笑得东歪西倒。

“原来是忘了带烟斗。”马克西莫夫插嘴说道,他并不理会大家的笑声,大模大样地把烟斗在左手掌上敲着清除烟灰,“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啊,韦连丘克?”

韦连丘克稍稍向他转过脸去,刚想要把手举到帽檐上,又放了下来。

“大概你昨天喝了酒,睡了一宿酒还没有醒,连站着也会睡着。你们这么搞,人家是不会说好话的。”

“要是我嘴里进过一滴酒,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你就当场揍死我好了;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韦连丘克答道。“哪有什么兴致喝酒!”他又喃喃道。

“就是嘛;为了你们,我得向上级负责哩,你们老是这样,真太不像话了。”善于辞令的马克西莫夫口气已较平和,最后说道。

“这可真怪,我的弟兄们,”沉默片刻以后,韦连丘克并不专对任何人,继续说道,一面轻轻地抓着后脑勺,“真怪啊,我的弟兄们!当了十六年的兵,我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呢。一声口令传来要炮手班整队,我就好好儿的出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想不到就在停炮场叫那东西把我逮住了……逮住我,就把我推倒在地,就是这样……我怎么会睡着的,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弟兄们!那东西大概就是睡魔了。”他收尾说。

“可不是,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叫醒呢,”安东诺夫一边说,一边穿长筒靴子,“我把你左推右推……像只死猪一样!”

“你瞧,”韦连丘克说,“假如是喝醉了,倒也罢了,可……”

“我们老家有个婆娘也是这样,”奇金说,“她差不多有两年工夫没有下炕。有一回去叫她时,还以为她在睡觉呢,想不到已经死了——也是睡魔老是把她缠住。也是这么回事儿哩,老兄!”

“你讲来听听,奇金,你休假回去,都吹了什么牛皮。”马克西莫夫说着,一边含笑看看我,像是说:“你也听听蠢人说话好不好?”

“吹什么牛皮啊,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奇金说着,瞟了我一眼,“还不是讲些高加索的事儿嘛。”

“对对,那倒是,那倒是!别扭扭捏捏了……你说说,你是怎么开导他们的?”

“还不就是这么开导的:他们问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奇金说得极快,那神气像是一个故事已说了好几遍了,“我说,老兄,我们过得很好:我们的伙食很丰富,每个士兵早晚都有一杯巧克来,中饭有老爷们吃的大麦米做的汤,喝的是葡萄酒,不是伏特加,每人有一杯。那是法国上等葡萄酒,不算瓶子钱,说还要四十二个戈比哩!”

“上等葡萄酒!”韦连丘克忍俊不禁,嚷得比别人都响,“真是好葡萄酒!”

“喂,亚洲人你是怎么说来的?”大家的笑声稍微静了些,马克西莫夫又问道。

奇金弯身凑到火边,用小棍子挑起一小块炭火放到烟斗上,仿佛没有发觉听众不声不响露出好奇的神情,仍默默地抽燃他的劣等烟,直至过了半天,抽到冒出浓烟,才扔掉炭火,把帽子再往后推了推,扭动着肩头,微露笑容继续说道:

“他们也问我,说,老弟,你们高加索有一种叫契尔克斯人,或者叫土耳其人,跟你们打仗是吗?我说:老兄,我们那儿契尔克斯人不是一种,有好多种哩。有一种叫达格斯坦人,住在石头山里,吃的是石头,不是面包。那些大个子,我说,就像大廊柱,脑门上只长一只眼睛,他们戴的红帽子,老兄,就跟你戴的一样,红得像把火!”他转脸对一个年轻的新兵加添说道,那人头上确实戴着极为可笑的红顶小帽。

新兵被突如其来一逗,倏地蹲了下去,往自己膝盖上猛拍了拍,放声笑了起来,笑得咳个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达格斯坦人原来是这个样的!”

“这不算,我说,还有穆姆拉人哩,”奇金继续说着,将脑袋一动,使小帽子盖到脑门上,“那是另一种样儿,是小小的双胞胎,瞧是什么样。总是成双成对,我说,手连着手,跑起来呀,我说,快极了,你骑马也赶不上。”他滑稽地摹仿着乡下佬的样子,憋着低沉的嗓门说:“他们就问:‘怎么回事儿,老弟,穆姆拉人生下来就手连着手吗?’我说:‘是啊,老乡,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的手一分开,血就流出来了,就跟中国人一样:你把他的帽子一摘下来,血就流出来了。’他们又问:‘你说说,老弟,他们是怎么打人的?’我说:‘是这么打的:把你捉住,撕开肚皮,掏出肠子在你的手上缠了又缠。他们缠着,你就发笑,直笑得灵魂出窍……’”

“好啦,奇金,他们都相信你吗?”马克西莫夫说着,露出淡淡的笑容,其余的人却都笑得要死。

“那种人真是怪得很,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他们什么都相信,真的,什么都相信。只是给他们说到基兹别克山上积雪整个夏天都不化,老兄,他们全都笑了!他们说:‘老弟,你瞎扯什么?那么一座大山,上面的雪还会不化的,会有这样的事儿吗?老弟,我们这儿解冻的时候,连小山岗上的雪都是先化的,山坳里才留得有雪哩。’你看怪不怪!”奇金霎霎眼睛结束说。

一轮旭日从乳白色的雾中透露出来,已经升得老高了;紫灰色的地平线渐渐地伸展开来,虽然伸得很远,却也被白蒙蒙的虚幻的雾墙截然拦住。

我们前面的树林已被砍伐,再往前是一片相当大的空地。空地四周烧着一堆堆的篝火,弥漫着烟气,有黑色的,乳白色的,也有淡紫色的;层层的白雾飘动着,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前面很远的地方,偶尔现出一群群骑马的鞑靼人,可以听见我们的来复枪、他们的步枪和大炮的稀疏的射击声。

正如厚道的赫洛波夫大尉说的:“这还不是战斗,只是闹玩儿罢了。”

给我们打掩护的猎兵九连连长走到我们大炮跟前,指着这时正在离我们有六百多俄丈的林地附近走动的三个骑马的鞑靼人,要求我对他们发一颗炮弹或者榴弹,因为步兵军官一般都爱炮击。

“您瞧,”他说着,露出好心的恳切的微笑,把一只手从我肩后伸出来,“有两棵大树的地方,一个骑白马、穿黑袍子的人在前面,还有两个在那后面。您瞧,能不能请您给他们……”

“那边又来了三个,在—在树林旁边,”眼力特别好的安东诺夫走到我们身边加添说道,一面把正在抽着的烟斗藏到背后,“前面一个把枪套都褪了。看得清清楚楚,长官!”

“瞧,开枪了,我的弟兄们!那不是冒白烟了吗?”韦连丘克说道,他站在我们后面稍远地方的一小群士兵中间。

“大概是瞄准我们开的,混蛋!”另一个人说道。

“瞧那树林后面,他们出来多少人啊,大概是看地形,想安炮哩,”又有一个补充说,“朝那人堆里打一发榴弹去,他们就会骂娘了……”

“老兄,你以为能正好打到那儿吗?”奇金问道。

“五百俄丈,要不五百二十,不会再多的,”马克西莫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样子很冷静,尽管他也分明像其他人一样,满心想开炮,“独角兽炮用四十五俄分打,就能正中目标,没错。”

“听我说,现在如果朝那堆里打,准能打中人的。瞧,现在他们正好聚集在一起,请快命令打吧。”连长一再请求我。

“下令瞄准吗?”安东诺夫突然用断断续续的低沉声音问道,摆出一副阴森的凶相。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极想开炮,于是就下令第二门炮瞄准。

我的话音刚落,榴弹的信管就给塞足火药,装上膛,安东诺夫紧贴着炮架,两只粗大的手指按在后挡板上,已经指挥着把炮架尾向左右转动了。

“稍微向左……向右一点点……还不够,再来一点……这样行啦。”他说着,露出高傲的神气离开炮。

步兵军官、我、马克西莫夫,都先后贴到瞄准器上看过,说出自己的意见。

“真的,会打过头的。”韦连丘克咂着舌头说道,虽然他是从安东诺夫肩后看的,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这样推测,“真—真的,会打过头的,直要打到那棵树上去了,我的弟兄们!”

“开炮!”我发出口令。

炮手们散了开来。安东诺夫跑到一旁,想看炮弹的飞行;信管突然一亮,铜件铿锵作响。就在这一瞬间,硝烟向我们兜头盖脸扑来,令人震惊的隆隆射击声中有一种唰唰的金属飞行声,像闪电一般迅速地传开去,在一片寂静中消失在远方。

在那小群骑马人后面不远的地方,升起了一团白烟,鞑靼人纷纷跑散,接着爆炸声就传到我们这边来。

“打得好!叫他们那个跑呀!瞧,那些家伙不喜欢哩!”炮兵和步兵队伍中纷纷发出称赞和欢笑的声音。

“要是稍微打低一点儿,准能中了,”韦连丘克说道,“我说过会打在树上,果然不错——偏右了。”

我让士兵们继续议论鞑靼人怎样一见榴弹就逃跑,他们到这一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树林里的人还多不多等问题,自己和连长走到几步开外,坐在一棵树底下,等候连长请我吃的肉饼热好送来。连长博尔霍夫是团里被称为“崩茹尔”[4]的军官之一。他有财产,以前在近卫军中服务过,会说一口法语。虽然这样,弟兄们还是喜欢他。他相当聪明,在穿彼得堡常礼服、吃上好饭菜、说法语方面很有分寸,不致叫其他军官太过不去。我们闲扯了一阵天气、军事行动和两人都熟悉的军官,从一问一答和双方的观点中,觉得彼此已颇为了解,于是就不由地谈得比较投机了。在高加索这个地方,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相遇,总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那就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仿佛觉得,我的对方正要回答我这个不便出口的问题了。

“这次出征什么时候能结束?”他懒懒地说,“无聊得很!”

“我不觉得无聊,”我说,“待在参谋部里才更无聊呢。”

“哦,待在参谋部里要坏一万倍,”他愤恨地说,“不!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结束啊?”

“您要它结束干什么呢?”我问道。

“我希望一切全都结束!……怎么样,肉饼得了吗,尼古拉耶夫?”他问道。

“既然您这样不喜欢高加索,”我说,“您又为什么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呢?”

“原因您是知道的,”他十分坦白地说,“是听信了传说的缘故。对于高加索,俄罗斯不是有非常奇怪的传说吗,说什么是任何不幸人的一个福地。”

“是的,这话有八九分对,”我说,“我们大部分人……”

“但是到头来,”他打断我的话,“我们所有听信了传说来到高加索的人,都完全失算了,我根本看不出因为情场失意或者败家破业,为什么偏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就不到喀山或者卡卢加去。在俄罗斯,总把高加索想象得那么雄伟美丽,有千年不化的处女冰,有湍急的河流,有匕首和毡斗篷,还有契尔克斯女人——这一切都好像不平常,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让人可乐的。但愿他们至少了解,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处女冰上,而且那里也根本没有可让人乐的;他们还应该了解,高加索分为斯塔夫罗波尔、第比利斯等几个省。”

“是啊,”我笑着说,“我们在俄罗斯对高加索的看法跟在这里完全不同。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好像念一首用您不大懂的语言写的诗:你会把它想象得比实际上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真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高加索这地方。”他打断我的话。

“不,对我说来,高加索就是现在也是好的,只不过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也许是好的,”他没好气地接口说,“我只知道我在高加索并不好。”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没话找话说。

“第一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我听信了传说,到高加索来想治愈的所有病痛,来了以后样样都照旧,不同的只是以前在大梯子上爬,现在在又小又脏的梯子上爬,每爬一级我都遇到无数小小的惊恐、丑事和屈辱;第二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了,主要是感觉到自己没法在这里服役了,因为我经不住危险……一句话,我不勇敢……”他停住,老老实实看了我一眼。

这种自我招认虽然叫我大为惊讶,我并没有去反驳他,我的对方说不定倒是想要我去反驳的,我偏要期待他本人推翻自己的话,这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常有的事。

“您知道,我这次出征,是第一回参加战斗,”他继续说,“您想象不到我昨天的情形。当司务长带来命令,派我的连参加纵队时,我的脸就变得像纸一样白,心里慌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您真想不出我昨夜是怎么过的!常说人因为受了惊吓头发都会变白,这句话要是不错的话,那么我今天就该是一头白发了,因为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夜之间所受的痛苦可能会比我更大;就是现在,虽然比夜里稍微轻松一些,可是我这里头还是一个劲儿翻腾着哪。”他拿拳头在自己胸前转动着补充说。“好笑的是,”他继续说,“这里正在演出非常可怕的悲剧,自己倒在吃煎肉饼配洋葱,并且要别人相信心里非常快乐。有酒吗,尼古拉耶夫?”他打着呵欠补充说。

“那不是他来啦,我的弟兄们?”这时传来了一个士兵的惊恐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一齐转到远处的树林边上去。

一团淡蓝色的烟云在远处扩散开来,随风飘飞着,升高着。我明白了那是敌人朝我们开的火,眼前的一切顿时都有了一种新的雄伟的气氛。无论是架起来的枪,无论是篝火的烟,无论是蔚蓝色的天空,无论是绿色的炮架,无论是尼古拉耶夫那张留小胡子的晒黑了的脸——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告诉我,那颗已经从炮口里射出、这一瞬间正在空中飞行的炮弹也许会正中我的胸膛。

“您从哪儿弄来的酒?”我嘴里懒懒地问博尔霍夫,内心却有两个声音在同样清楚地说话:一个说,主啊,请平平安安接受我的灵魂吧;另一个说,希望炮弹飞过的时候,我不至于低头弯腰,而是面带笑容——正在这一刹那,有个东西带着讨厌已极的声音从头上掠过,一颗炮弹轰然落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

“假如我是拿破仑或者腓特烈,”这时博尔霍夫十分沉静地转向我说道,“我准会说一句称赞你的话。”

“您现在不就说了吗?”我回答说,一面好不容易掩饰着心中被刚才的危险引起的惊恐。

“说了又怎么样呢:谁也不会记下来。”

“我来记。”

“您就是记了,那也是为了批评,像米先科夫说的,”他微笑着加添说。

“呸,你这该死的!”这时安东诺夫在我们后面说道,并恼怒地往旁边啐了一口,“差一点儿擦到腿上。”

听到这一声老实的喊叫,我突然觉得我那故作镇静的一切努力,我们的滑头的谈话,都蠢到无以复加了。

敌人果然在鞑靼人跑散的地方安了两门炮,每隔二、三十分钟向我们伐木的人开一次。我的排推进到空地上,受命进行还击。树林边上升起一团轻烟,传来开炮声、啸声,接着便会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后面或前面。侥幸的是,敌人的炮弹都落空,没有造成伤亡。

炮兵们像往常一样,做得好极了,他们敏捷地装炮弹,尽力瞄准白烟升起的地方,一面若无其事地彼此说笑。打掩护的步兵没有事情,默默地卧在我们旁边,等待着执行自己的任务。伐木的人只管继续干着,树林里的斧声更加急促密集;只在炮弹啸声传来的时候,一切才立时静了下来,而在死寂中可听到不很平静的语声:“躲开,弟兄们!”接着所有人的视线就集中到那颗在篝火和砍倒的粗树枝上蹦跳着的炮弹上。

朝雾已经完全升起来,形状像云,渐渐消失在深蓝色的空际;太阳露出脸来,灿烂夺目,把欢乐的朝晖投在刺刀的钢刃,大炮的铜件,解冻的土地和满眼的霜华上。空气中可以感觉到晓寒的清新,同时又有春阳的温暖;千奇百怪的影子和颜色在树林的枯叶上晃动,平坦光滑的路上已清楚地现出轮胎和马掌铁脐留下的痕迹。

两支部队之间的行动变得比较剧烈和明显了。四面八方淡蓝色的枪炮硝烟越来越频繁地升腾起来。龙骑兵挥舞着长矛,矛头上飘动着小旗子,向前走着;步兵连里歌声昂扬,运载木柴的辎重殿后。将军走近我们的排,下令准备撤退。敌人埋伏在我们左翼对面的灌木丛里,一个劲儿用枪火骚扰我们。左边树林里唰地飞来一颗子弹,打在炮架上,接着又飞来第二颗,第三颗……卧在我们旁边负责掩护的步兵哗啦啦爬起来,拿起枪,拉开了队伍。枪火越来越猛烈,子弹越来越密集。随着撤退开始,真正的战斗也就打响了,这在高加索已成为一种常例。

显而易见,炮兵是不喜欢子弹的,就像原先步兵不喜欢炮弹一样。安东诺夫微微皱起眉头。奇金滑稽地摹仿子弹的呼啸,拿它们取笑;但是显然他并不喜欢它们。他说有一颗子弹“好像赶路”,说另一颗是只“蜜蜂”,第三颗从我们头上飞过时有些缓慢,并且带着凄厉声音,他就说那是“孤儿”,这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那个新兵因为不习惯,每颗子弹飞来的时候他都要歪下头,伸长脖子,这也引得士兵们发笑。他们对他说:“怎么,你们认识?怎么点起头来了?”韦连丘克一向对危险毫不在意,这时却焦灼不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往子弹飞来的方向打霰弹,他心里有气。他好几次用不满的声音说:“就让他老是白白的揍我们?要是把炮口转到那边,用霰弹一轰,大概就会安静了。”

确实该这么做了,我就下令打掉最后一发榴弹,装上霰弹。

“霰弹!”榴弹刚发出去,安东诺夫就大叫一声,手拿通条在烟雾中敏捷地走到大炮跟前。

这时我听见身后不远处一颗子弹急速的嘘嘘叫着,突然击中什么东西,声音就中断了。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大概我们有人给打中了。”我这么想了一下,预感到不妙,却又不敢回头看。果然,随着那声音一停,就听得一个人的身体沉重地倒了下去,受伤者的一阵“哦—哦—哦—哦”的呻吟声令人痛彻肺腑。“给打中了,我的弟兄们!”一个声音费劲地说着,我听出来了,那是韦连丘克。他仰面倒在前车和炮的中间。他的背包被甩在一边。他的额头满是血,一股浓浓的鲜红的血水顺着右眼和鼻子淌下来。他是腹部受伤,但肚子上几乎没有血;额头是人倒下来的时候在树桩上碰破的。

这都是我过后好久才知道的;最初的时候我只看见一团模糊的东西和血,我只觉得血多极了。

装炮弹的士兵谁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有新兵喃喃地说“瞧你出血啦”之类的话,还有安东诺夫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嘿”了一声;但是看样子,每人心里都想到了死。大家行动更起劲了。炮弹转瞬间装上了膛,一个供弹兵送霰弹来的时候,在受伤者不断哼叫躺着的地方绕着走了两步。

凡是打过仗的人,大概都会对有人死伤的地方产生奇怪的厌恶感,这种感觉虽然没有道理,却总是十分强烈。我的士兵们需要把韦连丘克抬起来,送到一辆已经赶来的马车上去的时候,起初他们就有这种感觉。日丹诺夫恼怒地走到受伤者跟前,不管他嚷得越来越厉害,就两手伸到他的腋下把他抱了起来。“你们站在那儿干吗!动一动手吧!”他喊着,立刻有十来个帮手,甚至有用不着的,围到受伤者身边来。但是刚把他抬离原地,他就大叫大嚷,挣扎起来。

“跟兔子一样嚷什么!”安东诺夫抓紧了他的一条腿,粗声粗气地说,“要不然我们就丢下你不管了。”

受伤者果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说一句:“哎哟,我要死啦!哎—哎哟,弟兄们!”

他给放上马车以后,倒不再呻吟了,我听见他用轻轻的但是清晰的声音跟同伴们说什么话,大概是告别吧。

战斗中谁都不爱看受伤的人,我也本能地匆匆躲开这景象,命令快把他送往救护站去,自己转到了大炮跟前;但是过不几分钟,有人告诉我,说韦连丘克在叫我,于是我又回到马车旁边。

受伤者躺在马车里,两手抓住车帮子。他那张健康的阔脸在几秒钟之间完全变样了:他仿佛消瘦了,老了好几岁,他的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显然紧张地闭着;他的眼神慌张而迟钝,已没有那种明亮而安谧的闪光;血污的脑门和鼻子上已现出死亡的特征。

尽管稍稍动一动都会使他痛得难以忍受,他还是要求把他左腿上装钱的小袋子[5]解下来。

当士兵们给他脱靴子解钱袋的时候,他那条赤裸的白白的好腿在我心中引起了极为难受的感觉。

“这儿有三个半卢布的银币,”他见我接过小袋子,说道,“您就把它保存着吧。”

马车移动了,但他要求停下来。

“我给苏利莫夫斯基中尉做大衣,他—他给了我两个银币。我买扣子花了一个半,还有半个同扣子一起放在我的背包里。请您还给他吧。”

“好的,好的,”我说,“你好好养伤吧,老兄。”

他没有回答我,马车移动了,他又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那声音可怕已极,叫人听了心如刀割。仿佛他已把尘世上的事情了结,再用不着忍耐,认为现在可以这样来减轻痛苦了。

“你上哪儿去?回来!你上哪儿去啊?”我对那新兵喊道,他正把自己备用的点火杆夹在腋下,手里拿了一根小棍子,极其沉静地跟在运伤员的马车后面走去。

但是新兵只是懒懒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话,仍旧走他的路,于是我不得不派士兵去把他带回来。他脱下红帽子,傻笑看着我:

“你要上哪儿去?”我问道。

“回营地。”

“做什么?”

“那还不回去?——韦连丘克不是打伤了吗?”他说着又露出微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留在这儿。”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沉静地转过身,戴上帽子,回他的岗位去了。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听说哥萨克发起一次出色的攻击,带回来三具鞑靼人的尸体;步兵砍足了木柴,只伤了五六个人;炮兵中只有一个韦连丘克和两匹马下火线。可是树林已给伐了约摸三俄里,原来的地方经这一伐,已无法辨认:原先一带显眼的林边,变成了一片宽大的空地,尽是一堆堆冒烟的篝火和正要开回营地去的骑兵和步兵。虽然敌人不停地用枪炮火力追击我们,一直追到我们早晨走过的那条连着墓地的小河,我们的撤退还是顺利的。我正一心想着回到营地就可以吃到菜汤和烤羊排荞麦饭,忽然又接到通知,说将军命令在小河上造一个角面堡,要K团的三营和炮兵四连的一个排在那里留守到明天。装着木柴和伤员的马车、哥萨克、炮兵、肩扛步枪和木柴的步兵,闹哄哄地唱着歌从我们旁边走过去。因为危险已过,休息在望,人人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唯独我们和三营要等到明天才能尝到这种欢快。

我们炮兵还在大炮旁边忙着摆前车和弹药箱、打拴马桩的时候,步兵已架好枪,生好篝火,用树枝和玉米秸搭起小棚子,煮起饭来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空中飘浮着苍白的云朵。雾色霏霏如雨,打湿了地面和士兵的大衣;地平线缩短了,周围都蒙上了暗影。我的靴子里和脖子里都感觉到的潮湿,我没有参加的无休无止的活动和闲聊,我脚下的又滑又粘的泥泞,以及空空的肚子,使我在一天身心疲劳以后,情绪变得十分恶劣。韦连丘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回想起他一幕又一幕历年来当兵的简单生涯。

他的最后时刻也像他的一生一样,是那么磊落而平静。他太真诚太笃厚了,他对于未来天国生活的纯朴信念,在垂危的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阁下,”尼古拉耶夫走过来对我说,“请到大尉那儿去,他请您喝茶。”

我跟在尼古拉耶夫后面,费力地在枪架和篝火之间穿行着到博尔霍夫那儿去,心里高兴地想望着能喝到一杯热茶和一场能驱散我的阴郁思绪的愉快谈话。“怎么样,找到了吗?”博尔霍夫的声音从玉米秸搭的棚子里传出来,那里面亮着如豆的灯光。

“请来了,阁下!”尼古拉耶夫的低沉声音回答说。

进了棚子,只见博尔霍夫坐在一件干燥的毡斗篷上,敞开衣服,没有戴毛皮高帽。他旁边有一个正在沸腾的茶炊,一个上面摆着小菜的军鼓。地上插着一把刺刀,刺刀上安着蜡烛。“怎么样?”他自豪地说着,把这套舒适的东西扫视了一周。确实,棚子里真不错,我喝上茶,就把潮湿、黑暗、韦连丘克受伤的事丢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畅谈起莫斯科,畅谈起同战争和高加索毫不相干的事情。

闲聊再热烈,有时候也不免会中断,出现短暂的冷场。博尔霍夫就在这样一次冷场以后,微笑着看了看我。

“我想,我们早晨谈的话您会觉得很奇怪吧?”他说。

“不。为什么呢?我只觉得您太坦率了,有些事情我们心里全明白,从来用不着说出口来的。”

“为什么?不!要是能有什么机会抛弃这种生活,哪怕换成最庸俗最贫困的生活,只要没有危险,不服军役,我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

“那您为什么不转到俄罗斯去呢?”我说。

“为什么?”他重复说,“哦!这我早就盘算过了。在没有得到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以前,我现在不能回到俄罗斯去;脖子上挂一颗安娜勋章,得个少校头衔,是我来到这里就想好了的。”

“既然您说过,您觉得没法在这儿服役,那又何必呢?”

“但是我更加觉得,我不能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回去的时候还是照旧。这也是受了俄罗斯一种传说影响的缘故。帕谢克、斯列普佐夫[6]等人都肯定这一种传说,认为为了得到许多奖赏,是值得到高加索一来的。所以人家也就这样期待我们,要求我们;可我来这里满两年了,打过两次仗,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我自尊心还是有的,在没有当上少校,脖子上没有带上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以前,我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里。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格尼洛基什金得了奖赏,我却没有,我心里就会很不受用。再说,在高加索熬了两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叫我回到俄罗斯,哪有脸去见村长、买我粮食的商人科捷利尼科夫,去见莫斯科的姑姑和那班先生呢?虽然我不愿理会那班先生,他们大概也很少想着我;可是一个人就是这么怪:我不愿理会他们,却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虚度自己最好的年华,牺牲人间的一切幸福,葬送自己的整个前途。”

十一

这时外面传来营长的声音:“您在跟谁说话啊,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博尔霍夫说了我的名字,接着就有三个军官钻进了棚子:基尔萨诺夫少校,他的营副官和连长特罗先科。

基尔萨诺夫是个矮矮胖胖的汉子,留着乌黑的小胡子,红脸膛,小眼睛。这对眼睛是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笑起来眼睛只剩下两颗润湿的小星星,同抿紧的嘴唇及伸长的脖子凑在一起,有时构成一副非常奇怪、无法理解的表情。基尔萨诺夫在团里行事做人比谁都好,下级不骂他,上级器重他,尽管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太聪明。他懂得军务,认真而勤恳,手头一向宽裕,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厨子,并且善于非常自然地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来。

“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还不是谈些在这儿服役的开心事。”

这时基尔萨诺夫发觉了我这个士官生,为了让我感到他的身价,就装作没有听博尔霍夫回答的样子,眼睛看着鼓,问道:

“怎么,累了吗,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我们是……”博尔霍夫才开了个头。

大概又是营长的尊严让他打断别人的话,提出新的问题:

“今天这一仗打得可漂亮吧?”

营副官是不久前由士官生提升的年轻准尉,一个谦恭文静的孩子,生着一副腼腆的和蔼的面孔。我以前在博尔霍夫那儿见过他。这年轻人常去找博尔霍夫,点点头便坐到角落里去,一连几个钟头不发一言,只管卷烟卷抽,然后站起来,又点点头离开。这是俄国穷贵族子弟的类型,他们凭所受教育只能选择军职,并把自己的军官头衔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种敦厚可亲的类型,尽管他们总爱不离身带着一些可笑的东西:烟袋,睡衣,吉他,胡子刷;这些东西在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会连带想起来的。团里人常谈论他,说什么他自夸对勤务兵公正而严厉,他说过:“我难得处罚人,可是弄急了我,那就不留情了。”有一回勤务兵喝醉了酒,把他的东西偷个精光,甚至还骂主子,这时,据说他就把勤务兵带到禁闭室去,吩咐士兵们准备好体罚的全套东西,但是,当他一见准备的东西,却又窘态毕露,嘴里只是说:“嗯,你瞧……我本来可以……”接着,便惘然不知所措地跑回住处去,而且从此不敢正眼看他的切尔诺夫。同僚们不放过他,老拿这件事逗他,我几次听见这老实孩子为自己辩解,脸红到耳根,说那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人特罗先科大尉,是个十足的老高加索人,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个人:对他说来,他所指挥的连队便是家,参谋部所在的要塞便是故乡,听歌手们唱歌是唯一的生活乐趣;对他说来,同高加索无关的一切都应蔑视,而且几乎不必相信;同高加索有关的一切,可分为两类: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第一类是他喜爱的,第二类为他所深恶痛绝,主要的是,他是个久经沙场、沉着勇敢的人,对待同僚和部下十分厚道,对待他不知何故感到可恨的副官们和“崩茹尔”们却说话没有遮拦,甚至相当无礼。他进棚子的时候,脑袋差点儿把棚顶撞穿,接着,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嗯,怎么样?”他说罢,突然发觉我这陌生人,就住了口,把浑浊的目光定定地盯住我看。

“你们在谈什么呀?”少校一边问,一边掏出表来看,尽管我确信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问。

“他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服役。”

“那还用说,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想在这儿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回家去。”

“那您说说,阿布拉姆·伊利奇,您为什么在高加索服役?”

“说到我,您知道,第一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服役的义务。什么?”他发问说,虽然大家都没有做声。“昨天我接到俄罗斯来的一封信,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显然想改变话题,“他们向我……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博尔霍夫问道。

他笑了起来。

“真是奇怪的问题……他们问我,没有爱情,会不会吃醋……什么?”他一边问,一边向我们大家环视。

“原来如此!”博尔霍夫微笑着说。

“不错,您知道,在俄罗斯是挺好的。”他继续说着,仿佛他的话是十分自然地一句接一句流出来的,“五二年我在坦波夫的时候,到处都把我当作皇帝的侍从武官来招待。您信不信,在省长家的舞会上,我一进去,您可知道……招待得好极了。您知道,省长夫人亲自同我谈话,打听高加索的情形,问这问那的……我答不上来……他们把我的镶金马刀当作是一种珍品,问我凭什么得到这把马刀,凭什么得到安娜勋章,凭什么得到弗拉基米尔勋章,我都一一说给他们听了……什么?高加索好就好在这里,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不等回答又接下去说,“那儿对我们这些高加索人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年轻人,您知道,有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的校官,在俄罗斯很吃香……什么?”

“我看您总有点儿吹牛吧,阿布拉姆·伊利奇?”博尔霍夫说。

“嘻—嘻!”他傻笑起来,“您知道,这是免不了的。那两个月我吃得多舒服啊!”

“怎么样,俄罗斯那儿好吗?”特罗先科说道,他问起俄罗斯来就好像问什么中国或者日本一样。

“好啊,那两个月里我们喝了多少香槟酒啊,多得吓人哩!”

“您说什么呀!你们大概喝的是柠檬水。要是我,准会在那儿放开肚子喝,叫他们知道高加索人有多大的酒量。真正是名不虚传的。我会让他们瞧瞧有多大的酒量……啊,博尔霍夫?”他补充说。

“大叔,你在高加索可已经待了十年了,”博尔霍夫说,“你还记得叶尔莫洛夫[7]说的话;可阿布拉姆·伊利奇才六年……”

“什么十年!都快十六年了。”

“博尔霍夫,你叫他们拿点酒来。天气真潮湿,嗳呀呀!……啊?”他含笑补充说,“我们来喝一杯吧,少校!”

但是,老大尉刚才对待少校的态度使少校就已不满意了,这时看样子心里有点发虚,只好又摆他的架子。他哼起了什么曲子,又看了看表。

“我是永远不到那儿去的了,”特罗先科接着说道,不理会少校已皱起眉头,“我连说俄语,连俄罗斯人走路的步法都不会了。人家会说:那是什么怪物来了!一句话:亚细亚的。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我到俄罗斯去又干吗呢?反正总有一天会在这儿给子弹打中的。人家问:特罗先科哪儿去了啊?——给子弹打中了。到那时候,您怎么安排八连……啊?”他始终对着少校加添说道。

“派值日官到营里去!”基尔萨诺夫喊着,并不回答大尉的问题,虽然我又相信,他用不着发任何命令。

“小伙子,您现在能领双薪,我想该高兴吧?”沉默了几分钟后,少校对营副官说。

“可不,很高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饷是很高的,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年轻人日子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还可以稍微阔绰阔绰。”

“那倒不,说实话,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双薪是双薪,可也不过如此……总得有一匹马才好……”

“您跟我说什么呀,小伙子!我自己当过准尉,还不了解?没错,日子是可以过得挺好的了。不然您来算算看。”他说着弯起左手的小指。

“我们月月预支军饷——还算什么呀。”特罗先科说着,喝下一杯伏特加。

“这么说,您还要怎么样呢……什么?”

这时棚子的洞口伸进一个白头发、塌鼻子的脑袋,一个德国腔的尖利的声音说:

“您在这儿吗,阿布拉姆·伊利奇?值日官在找您呢。”

“进来吧,克拉夫特!”博尔霍夫说。

一个穿参谋部制服的高个子钻进门来,非常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

“哟,亲爱的大尉,您也在这儿?”他转向特罗先科说。

尽管光线很暗,新来的客人还是钻到了大尉的身边,我觉得使大尉大为惊讶和不快的是,他竟吻了吻大尉的嘴唇。

“这德国人想套交情哩。”我想。

十二

我的推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克拉夫特大尉要了一杯伏特加——他把伏特加叫做戈里尔卡[8],扯开嗓门大叫一声,仰起头喝了下去。

“先生们,我们今天在切奇尼亚的平原上走了不少地方……”他正要说下去,一眼看见值日官,便立刻不做声,好让少校发命令。

“怎么样,您把前沿巡查过了吗?”

“巡查过了。”

“潜伏哨派出去了吗?”

“派出去了。”

“那您去给各连连长传达命令,要他们多加小心。”

“是。”

少校稍稍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您再通知一声,现在可以做饭了。”

“他们已经做上了。”

“好。您可以走了。”

“嗯,我们刚才正要算一算,一个军官都需要什么东西,”少校继续说着,向我们堆下宽厚的笑容,“我们来算算看吧。”

“您要有一件制服,一条裤子……是吧?”

“是。”

“假定这要花五十个卢布,可以穿两年,那么一年就要在穿衣上花二十五个卢布;还有吃饭,每天要花两个阿巴兹[9]……是吧?”

“是;这可以说不少。”

“就这么算吧。嗯,再加上马和鞍子的更新,花上三十个卢布——这就完了。总起来一算,二十五加一百二十,再加三十,等于一百七十五。您还是大约有二十个卢布多下来,可以买奢侈品,茶叶,糖,烟。看见了吗?……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对不起,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根本不会有钱多下来买茶叶和糖了。一套衣服您说能穿两年,可是行军时候裤子就不够用;鞋子呢?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穿破一双。还有内衣,衬衫,毛巾,包脚布——这一切都得买。这么一算,钱就根本没有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阿布拉姆·伊利奇!”

“是啊,用包脚布真好,”克拉夫特在片刻沉默以后突然说道,把“包脚布”三个字说得特别亲切,“可不是,俄罗斯这玩艺儿真方便。”

“我跟你们说,”特罗先科插嘴道,“算来算去,总好像我们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其实都照样过日子,照样喝茶,抽烟,喝伏特加。你干到我这岁数,”他转向准尉说下去,“也会过日子了。先生们,你们可知道他对待勤务兵的故事吗?”

说着就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一五一十给我们讲了准尉同勤务兵的故事,虽然我们都听过一千遍了。

“你怎么啦,老弟,怎么脸蛋像玫瑰花一样啦?”他继续对准尉说道。准尉涨红了脸,汗津津的,微微笑着,样子怪可怜的。“不要紧,老弟,我也是像你这样过来的,你瞧我现在可练出来了。让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到这儿来——我们见多了——他总要得抽筋病、风湿病什么的;可我在这儿一待,这儿就是我的家,我的床,我的一切。你瞧……”

说话间他又喝了一杯酒。

“啊?”他盯着克拉夫特又说。

“这才是我敬佩的!这才是真正的老高加索人!让我握握您的手。”

克拉夫特把我们大家推开,挤到特罗先科跟前,抓起他的手,格外亲热地使劲握了握。

“是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经受过一切考验,”他继续说,“四五年的时候……您不是也到过那儿吗,大尉?您还记得十二号那天夜里,在没膝的泥泞中过了一宿,第二天去攻打鹿砦的事吧?我那时跟着总司令,我们一天里攻下了十五座鹿砦。还记得吧,大尉?”

大尉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伸出下唇,眯缝起眼睛。

“您瞧……”克拉夫特不顾地方小,双手乱做手势,非常兴奋地开始对少校说。

但是这个故事少校大概已经听过不止一遍了,他的眼睛突然变得迷迷糊糊,木然看着对方,使得克拉夫特避开他的目光,转脸向我和博尔霍夫,轮流地看着我们两人。至于对特罗先科,他讲故事时连一眼也没有看。

“您瞧,我们早晨一出来,总司令就对我说:‘克拉夫特!去把这些鹿砦拿下来。’您知道,我们军人执行命令是没有二话的——我就敬了个礼。‘是,大人!’说完就走了。一到第一座鹿砦附近,我就回身对士兵们说:‘弟兄们!别害怕!机警些!谁要是落后,我要亲手杀死他。’您知道,对待俄国士兵要干脆。正说着,猛不防来了一颗榴弹……我一瞧,一个士兵倒下了,接着又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子弹也跟着飞来了……嘘!嘘!嘘!……我说:‘前进,弟兄们,跟我来!’您知道,我们刚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这……您知道……这叫什么来着?”他摇起手来,搜寻着词儿。

“悬崖。”博尔霍夫提示道。

“不……唉,这叫什么呀?我的天!嗯,这叫什么呀?……是悬崖,”他急速地说,“刚端起枪……冲啊!哒—啦—哒—哒—哒!敌人连个影儿都没有。您知道,大家都感到奇怪。也好:我们再向前推进,去攻第二座鹿砦。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您知道,我们的心都沸腾了。我们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第二座鹿砦——过不去。这儿……这叫什么,嗯,这东西叫什么呀……唉!这叫什么……”

“还是悬崖。”我提示道。

“根本不是,”他没好声气说,“不是悬崖,是……唉,真是,这叫什么呀,”说着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唉,我的天!这叫什么呀……”

看他那么苦恼的样子,旁人就只好再提示一下了。

“可能是河吧。”博尔霍夫说。

“不,就是悬崖。我们一到那儿,您真难相信,就碰到猛烈的火力,跟地狱里一样……”

这时棚子外面有人在找我,原来是马克西莫夫。因为我只听了攻打两座鹿砦的不同故事,还剩下十三座要听,所以乐得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回自己排里去。特罗先科和我一块儿出来。“尽撒谎,”我们离开那棚子几步远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他根本没有打过鹿砦。”特罗先科说着温厚地放声大笑,我也不禁觉得好笑起来。

十三

我收拾了一下,回到我的士兵们那儿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只有篝火把营地照得昏昏朦朦。一段大树桩在炭火上阴燃着。它的周围只坐着三个人:安东诺夫在火上转动着一只小锅煮里亚布科[10],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用一根小枯枝扒着灰烬,奇金含着那个永远抽不着的烟斗。其余的人都已各自休息去了——有的在弹药箱下,有的在干草上,有的在篝火旁边。借着炭火的微光,我看到了那些熟悉的脊背、腿和脑袋;新兵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紧靠火边躺着,看来已经睡着了。安东诺夫给我腾出一个位子。我挨着他坐下抽起烟来。雾和湿柴冒烟的气味充塞空中,刺激着眼睛,幽暗的天空依然降着霏霏微雨。

我们旁边可以听见均匀的鼾声,火堆中树枝的毕剥声,低低的人语声,偶尔还有步兵枪支的哗啦声。前后左右到处是熊熊篝火,一堆堆的照出它周围不大圈子里的士兵的黑影。离得最近的一些篝火旁边的亮处,士兵们光了膀子,在火上摆动着自己的衬衣。还有许多士兵不曾睡,在十五平方俄丈的范围内走动,说话;但是深沉的黑夜给所有这些活动增添了特殊的神秘的气氛,仿佛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的岑寂,生怕破坏它的柔美的和谐。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异样;在所有坐在火边的士兵的脸上,我也发现流露出同样的心情。我还以为在我来到以前,他们是在谈受伤的同伴;可是根本不对:奇金是在谈他到第比利斯领取东西以及那儿的学生的情形。

凡是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在高加索,我总发现我们的士兵在危险临头的时候避而不谈可能对同伴的士气有不良影响的事情,显得极有分寸。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不像南方人的勇气那样是基于霎时燃起又倏忽即逝的热情上,他们是不容易激励,也同样难于气馁的。他们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鼓动、演说、雄壮的呐喊、歌曲和军鼓;相反,他们需要的却是安静,秩序,不做任何不自然的事。在俄罗斯士兵身上,在真正的俄罗斯士兵身上,您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危险临头时发愁,急躁;相反,他们性格的特征却是谦逊,纯朴,能把危险置之度外,而从中看到完全别的东西。我见过一个士兵,他的腿受了伤,最初一刻却只惋惜新短皮大衣被子弹打穿,又有一个驭手,他的马被打死,他从马身底下爬出来,先解马肚带,好把鞍子取下来。谁不记得围攻格尔格比尔时的那件事?当时炮库里有一颗装上火药的炸弹雷管着火了,炮兵军士就叫两个士兵快把炸弹搬出去扔到悬崖下面,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到就近的悬崖去扔,因为上校的帐篷就在那旁边,他们把炸弹搬远一些,以免惊醒帐篷里老爷们的清梦,结果两个人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我还记得一八五二年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战斗中不知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蠢话,好像是说他们的排已无法从那儿脱身了,于是全排人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而那句蠢话他们连重复一下都讨厌。就说眼下吧,每个人心里总都该惦记着韦连丘克,而且鞑靼人每秒钟都可能偷偷地过来向我们放一排枪,但是大家都在听奇金讲生动的故事,谁也不提今天的战斗,不提面临的危险或受伤的人,就好像这都是天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或者就简直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脸色比平时略微阴沉一些;他们听奇金讲故事的时候也并不太专心,连奇金也感到他们不在听他,不过他还是讲他的。

马克西莫夫走到篝火跟前来,坐在我身边。奇金给他让了个地方,住了口,又吸起烟斗来。

“步兵派人到营地取伏特加,”沉默了好一阵以后,马克西莫夫说,“现在回来了。”他向火里吐了一口痰,“那军士说,他们见到我们那个同伴了。”

“怎么样,还活着吗?”安东诺夫问道,一边转动着小锅子。

“不,死了。”

那新兵突然把戴着红顶帽的小脑袋抬到火堆之上,朝马克西莫夫和我愣愣地看了一会,然后又迅速地低下头,拿大衣裹住身子。

“瞧,怪不得早晨我在停炮场叫醒他的时候,死神已找上他了。”安东诺夫说。

“废话!”日丹诺夫一边转动着阴燃的树桩,一边说道,于是大家都不做声了。

一片寂静中,我们后面的营地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鼓手听见了,便敲起晚鼓来。最后的鼓点一停,日丹诺夫便首先站起来,脱下帽子。我们也都照着他做。

在静静的深夜里,响起了和谐的男声合唱: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11]

“四五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士兵在这儿受了暗伤,”当我们戴上帽子,又在火边坐下的时候,安东诺夫说道,“我们把他放在大炮上运了两天……你还记得舍甫琴柯吧,日丹诺夫?……后来就把他留在一棵树底下了。”

这时有个留着大胡子和小胡子相连的步兵,背着枪和背包,走到我们的篝火旁边。

“老乡,让我接个火抽烟斗。”他说。

“行,抽吧,火有的是。”奇金说。

“老乡,您兴许说的是达尔戈的事吧?”步兵扭头对安东诺夫说。

“是说四五年达尔戈的事。”安东诺夫答道。

那步兵摇摇头,眯缝起眼睛,在我身边蹲下来。

“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他说。

“为什么把他丢下了呢?”我问安东诺夫。

“因为他肚子痛得不行。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倒还好;一动,他就没命的直嚷嚷。死活要我们把他留下,可我们总可怜他。嘿,那工夫,他又拚命追击我们,打死我们炮兵班的三个人,打死一个军官,弄得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炮兵连。真倒霉!都以为炮也拉不走了。泥泞得厉害啊。”

“最泥泞的要算是印第安山[12]下了。”有一个士兵插嘴说。

“是啊,就在那儿,他更糟了。我跟老炮兵军士阿诺申卡估摸他真的活不成了,他自己又死活要我们把他留在那儿,我们也只好这么办了。那儿有一棵树,顶盖挺大,我们拿了些泡过的面包干——日丹诺夫带着——给他摆在身边,把他靠在那棵树上,换上干净的衬衫,郑重地跟他告别,就把他留下了。”

“是个好样儿的兵吗?”

“是不错的兵。”日丹诺夫说。

“他后来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安东诺夫继续说,“我们有好多弟兄留在那儿。”

“就在达尔戈吗?”那步兵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剔着烟斗,又眯起眼睛,摇摇头,“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

他说完就离开我们走了。

“到过达尔戈的兵,在我们炮兵连里还多吗?”我问。

“哪里!只剩日丹诺夫,我,现在休假的帕灿,还有五六个人。再没有了。”

“怎么,我们那个帕灿休假玩忘了吧?”奇金说着放下腿,把头枕在原木上。“你算算,他走了都快一年了。”

“你休过一年的假吗?”我问日丹诺夫。

“没有,没休过。”他不乐意地答道。

“家里有钱的,能回去自然是好,”安东诺夫说,“再不然自己有力气干活的,回去也好,自己脸上光彩,家里人也高兴。”

“可弟兄两人的,怎么能回去呢?”日丹诺夫继续说,“人家自己能口就不错,拿什么给我这当兵的吃?当了二十五年兵,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了。再说,他们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

“难道你就没有写过信?”我问。

“怎么没有写!去了两回信,都没有回音。不是死了,就是不愿写,意思挺明白,自己过着穷日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写信去很久了吗?”

“从达尔戈回来以后,写了最后一封信。”

“你还是唱《小白桦》吧。”日丹诺夫对安东诺夫说道,安东诺夫这时正把臂肘支在膝盖上,哼着什么歌。

安东诺夫唱起了《小白桦》。

“这是日丹诺夫大叔最最爱听的歌,”奇金把我的大衣拉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有一回菲利普·安东内奇唱起这支歌,他都哭了。”

日丹诺夫先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阴燃的木炭,脸上映着微红的火光,显得十分忧郁;后来他耳朵下面的颧骨开始越来越快地动起来,他终于立起身,铺开大衣,在篝火后面的黑地里躺了下去。也许是他躺下睡觉以后还在辗转反侧,发出哼哼声,也许是韦连丘克的死和这阴郁的天气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确实觉得他是在哭。

那树桩的下部已变成木炭,偶尔发出火光,照亮了安东诺夫的身影,他的花白的小胡子,红彤彤的脸膛,搭在身上的大衣上的勋章,还有不知是谁的靴子,脑袋或背。天上仍下着凄凉的微雨,空中仍然闻到潮气和烟味,四周仍然可见欲灭未灭的点点篝火,一片岑寂中还听得见安东诺夫的悲戚的歌声;在歌声中断的刹那间,营地上夜间轻微的响动——哨兵步枪哗啦一下、打鼾、低语的声音就应和了起来。

“换第二班!马卡秋克,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喊道。

安东诺夫停止唱歌,日丹诺夫爬起来,叹了口气,跨过原木,拖着脚步向大炮走去。

(1855年6月15日)

潘安荣 译

* * *

[1]沙皇军队为了扑灭以沙米尔为首的高加索山民的反抗斗争,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树林。

[2]士兵的牌戏。

[3]一种牌戏,输者鼻子需受牌击。

[4]法语:您好。

[5]一种腰带形状的钱袋,士兵们通常把它缚在膝盖下面。——作者注。

[6]帕谢克(1808—1845)、斯列普佐夫(1815—1851)都曾任沙俄高加索部队少将衔团长。

[7]叶尔莫洛夫(1777—1861),沙俄步兵上将,曾参加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七年曾任高加索军团司令,高加索战争初期的格鲁吉亚总司令。著有《笔记》一书。

[8]乌克兰语。

[9]高加索旧银辅币,约合二十戈比。

[10]士兵的食物,用泡过的面包干加猪油煮成。——作者注。

[1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被称为“主祷文”。

[12]指高加索主脉的支脉安吉山。沙米尔的府邸达尔戈村就在这里的群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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