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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

傍晚六时许,我喝足了茶,从驿站启程,驿站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这似乎是在顿河部队辖区内,靠近诺沃契尔卡斯克。当我跟阿廖什卡并排坐上雪橇,裹紧大衣,围上车毯以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刚离开驿站时,天气似乎还暖和,静悄悄的,没有风。虽然没有下雪,头顶上却看不见一颗星星。天空似乎非常低,跟展现在我们前面的白雪皑皑的原野相比,又显得异常地黑。

我们刚走过几座黑黝黝的风磨(其中一座正笨拙地挥动着它那巨大的翅膀),出了村庄,我就发现路变得难走了,积雪也更深了,风也吹得更猛烈了。风开始从我的左面吹来,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一边,把被滑木和马蹄刨松的雪使劲刮起来,挟持而去。铃声渐喑,一股冷风从袖口的空隙吹进来直灌脊背,这时我不由得想起驿站长的劝告:还是别走的好,免得整夜不辨东西地瞎跑,冻死在路上。

“咱们不会迷路吧?”我问车夫。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又更清楚地提出了问题:“我说,赶车的,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回答,“你瞧,多厉害的风搅雪:啥路也瞅不见。主啊,老天爷!”

“你倒说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送到下一站吧?”我继续问道,“咱们到得了吗?”

“应该是到得了的。”车夫说,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因为风大,我没有听清。

回去我又不愿意;但是在顿河部队辖区这片荒漠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中整夜瞎跑,我又觉得实在不愉快。此外,虽说我在黑暗中没法把我的车夫好好地看个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他也引不起人家对他的信任。他缩起两腿坐在雪橇的正中间,而不是坐在旁边,他的个子过分高大,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戴的帽子也不是车夫们常戴的那种——很大,朝四面乱晃悠;而且他吆喝马也不合乎规矩,他用两手拉着缰绳,好像是个坐在赶车人位子上充当车夫的听差。而主要的是因为他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不知为什么使我不信任他。一句话,我不喜欢这个耸立在我前面的一本正经的伛偻的脊背,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说,还不如回去的好,”阿廖什卡对我说,“乱跑一气有什么劲儿!”

“主啊,老天爷!你瞧,刮起了多大的暴风雪!啥路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主啊,老天爷!”车夫嘟囔道。

我们走了不到一刻钟,车夫就勒住了马,把缰绳交给阿廖什卡,费劲地从座位上伸出两腿,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前去寻路了。

“怎么?你上哪儿?难道迷路了吗?”我问,但是车夫不理睬我,他转过脸去,不让风抽打他的眼睛,就离开了雪橇。

“嗯,怎么样?有路吗?”等他回来,我又问道。

“啥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和带有几分恼怒地对我说,仿佛他走岔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戴着结了冰的手套的手把缰绳分开。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又驱车前进时,我问道。

“那有啥办法!走着瞧呗。”

于是我们仍旧一溜小跑地出发了,分明已经迈不开大步,一路上,一会儿是深达四分之一俄尺[1]的松散的积雪,一会儿又是刷刷作响的冰凌。

虽说天气很冷,但领子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风搅起的雪暴越来越猛烈,空中也下起了稀稀落落的干雪。

很清楚,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们又走了约莫一刻钟,甚至连一个里程标也没有看到。

“你看怎么样,”我又问车夫,“我们到得了站吗?”

“到啥站?要是咱们往回走,由着马儿跑:它们准能拉到;至于到下一站,那就难说了……只会把咱们自个儿毁了。”

“嗯,那就回去吧,”我说,“真是的……”

“那么说,回去吗?”车夫又问了一遍。

“对,对,回去!”

车夫松开了缰绳。马跑得更欢了,虽然我没有注意我们的车是怎么掉头的,但是风向变了,很快,透过飞舞的雪花,又开始现出那几座风磨。车夫的精神好起来,也开始说话了。

“前些日子,正刮暴风雪,有一辆回头的雪橇从前头那个站回来,”他说,“他们在草垛里过了一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到站。还亏着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呀,大伙非一块儿冻死不可——那天可冷啦。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人把两条腿给冻坏了,足有仨礼拜疼得差点死过去。”

“可现在并不冷,风也小了些,”我说,“能走吗?”

“今儿个暖和倒还暖和,就是风把雪搅得满处飞。眼下咱们往回走,看来还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凶了。走,总还是能走的,如果是个信使,要不就是自个儿乐意;要是冻坏了乘客可不是闹着玩的。您老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头咋交待?”

这时我们背后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的铃铛声,它们向我们疾驰而来。

“这是特快车[2]的铃铛,”我的那个车夫说,“全驿站就一个这样的铃铛。”

果然,跑在前面的那辆雪橇的铃铛声已经清晰地随风飘来,声音异常优美:清脆、响亮、低沉而又铿锵悦耳。后来我才听说,这是爱好者弄的:把三只铃铛拴在一起:中间一只大的,声音甜美悦耳,两旁两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响的颤动的五度音融合在一起,真是异常动听,在这荒凉僻静的草原里听来特别优美。

“邮车[3]来了。”当三辆三套马雪橇中最前的那辆雪橇跟我们并驾齐驱时,我的那个车夫说道。“喂,路怎么样?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那个车夫大声问道;但是那人只是对他的马一声吆喝,并没有理睬他。

邮车刚从我们身旁掠过,铃铛声就立即被风吹走了。

我的那个车夫大概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就走吧,老爷!”他对我说,“趁人家刚走过——这会儿,他们的车印还是新的。”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掉转车头,在深深的积雪上慢吞吞地逆风前进。我从一旁望着路,以免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痕。约莫有两俄里光景,车辙看得很清楚;再往前,就只能看出滑木驶过的地方路上略显不平,很快我已经完全分辨不清这是车印呢,还是被风吹集在一起的一溜儿积雪。我瞧着雪在滑木下单调地往后跑,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便朝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到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却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又跟从前那样一会儿顶风,一会儿顺风,忽儿往右,忽儿往左,弄到最后,车夫说我们偏右了,我说偏左了,而阿廖什卡则一口咬定我们根本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又几次停下来,车夫又好几次将自己那双大脚伸出来爬下去寻路,但是一切都是枉然。有一回,我也下车去看了看,我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不是路;可是我顶着寒风吃力地才走了五六步路,就死心塌地地相信,到处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单调的积雪,所谓道路,我不过是在想象中看到它罢了,——可这时候,我却发现雪橇不见了。我大叫:“赶车的!阿廖什卡!”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没有出口,就被风从嘴里一把抓去,霎时间随风飘散,不知去向。我向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雪橇不见了,我又走到右边——也无影无踪。说来惭愧,记得我当时怎样用响得刺耳的、甚至有点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叫道:“赶车的!”其实他离开我才两步路。他那抱着马鞭、歪戴着大帽子的黢黑的身影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把我领到了雪橇旁。

“亏着今儿还暖和,”他说,“倘若碰到大冷天就了不得啦……主啊,老天爷!”

“放开马,让马把咱们拉回去吧,”我坐上雪橇后说,“它们能拉到吗?能行吗,赶车的?”

“应该是能拉到的。”

他抛开缰绳,挥起马鞭,在辕马的辕鞍上抽了三下,于是我们又朝某个方向走去。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蓦地,在我们前方又传来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悦耳的铃铛声和另外两个铃铛声;但是这会儿,这声音是迎着我们来的。这就是刚才的那三辆雪橇,它们已经卸下了邮件,把带回去的马拴在后面,正在回驿站去。那辆套着高头大马、系有悦耳的铃铛的三套马特快雪橇,正快步跑在最前头。雪橇上的一名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时而精神抖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中座上各坐着两名车夫,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高高兴兴地大声说话。其中一个车夫在抽烟斗,风中闪烁的火星照亮了他的一部分脸。

我望着他们,对于自己不敢前进,不由得感到惭愧,我的车夫大概与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吧。”

我的车夫不等最后那辆雪橇过去,就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把车杆撞在拴在后面的那几匹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地闪到一边,挣断缰绳,向一旁疾驰而去。

“瞧,鬼东西,你瞎了眼啦,也瞅不见你在往哪儿拐,——都拐到人家身上来了。鬼东西!”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嗄哑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破口大骂;我从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身材可以断定,这就是坐在后面那辆雪橇上的小老头。他一个箭步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面还继续痛骂我的车夫。

但是那几匹马不肯就范。车夫紧追不舍,霎时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暴风雪中。

“瓦西里—里!把那匹浅黄色的马骑来,要不然,逮不住它们。”还可以远远地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个子高极了的车夫,从雪橇里爬出来,一声不吭地解开自己那三匹马,牵过其中一匹,踩着皮马套爬上了马背,接着马蹄便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着,步法零乱地疾驰而去,在同一方向消失了。

于是我们就跟其他两辆雪橇尾随在那辆特快车后面,也不管有路没路,继续向前。那辆特快车则一路铃声叮当,快步跑在前头。

“可不!准能逮住!”我的那个车夫谈到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道,“倘若一匹马跟别的马不合群,那准是一匹劣性马,它要是领头跑到什么地方去呀,那……准不肯回来。”

我的车夫自从跟在人家后面走以后,他似乎变得比我高兴,也比较健谈。我因为尚无倦意,不用说,也就趁此与他攀谈起来。我开始向他问长问短:他是哪儿人?怎么会来这儿的?从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图拉省人,是个农奴,家住在基尔皮奇村;他们家的地少,自从那年闹霍乱以后,地里简直颗粒无收;他们家还有兄弟二人,老三当兵去了;剩下的一点粮食不够吃到圣诞节,只好出来挣钱口;在家里,当家的是他弟弟,因为弟弟成了亲,而他自己是个光棍。他又说,他们村每年都有不少车夫结伙到这儿来,他过去虽然没赶过车,但还是到驿站上来了,以便贴补贴补兄弟;他在这儿干活,谢谢上帝,每年能挣一百二十卢布纸币,他把一百卢布寄回家去;要不是“那些信使凶得像野兽,加上这儿的人又爱骂人”,日子本来可以过得蛮不错的。

“就说这个车夫吧,他为什么要骂人呢?主啊,老天爷!难道是我存心让他的马挣断缰绳的?难道我是个坏蛋?干吗要骑马去追它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嘛;要不,把马给累坏了且不说,还会把自己给毁了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一再重复说。

“前面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在我们前面有几个黑乎乎的东西,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走起来可有意思啦!”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苫着蒲席的带轱辘大车时,他又继续说道,“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都在睡觉。聪明的马自个儿明白:它是绝对迷不了路的。咱也跟过车队,所以知道。”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从蒲席顶直到车轮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零零的独自行进,——一眼望去,确实令人觉得异样。当我们的铃声从车队旁响过去时,只有领头的那辆大车上,覆盖着两指厚的积雪的蒲席被稍许抬起了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伸出来一小会儿。一匹高大的花马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脊梁,在被雪完全埋没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迈步前进,单调地摇摆着它那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走到与它并排时,它警惕地竖起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默地又走了大约半小时,车夫又跟我攀谈起来。

“我说老爷,您觉得怎么样,咱们走得对吗?”

“不知道。”我答道。

“原先风是那么吹的,可这会儿咱们却完全顶着暴风雪。不,咱们走得不对,咱们也迷路啦。”他十分镇静地总结道。

看得出来,尽管他十分胆小,但是“人多胆量大”,因此,自从我们的人数增多了,不用他带路和负责以后,他就变得十分镇定了。他十分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似的。确实,我发现领路的那辆三套马雪橇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左面,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块非常狭小的空间在来回打转似的。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正如我有时觉得领头的那辆雪橇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草原上到处是一马平川。

我们又走了若干时候,我看到,似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溜移动着的黑影;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明白,这就是我们刚才超过的那个车队。雪花依然纷纷扬扬地撒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轮上,有几只车轮甚至都不转了;大伙仍旧在蒲席下睡觉;领头的那匹花马仍旧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惕地不时竖起耳朵。

“瞧,转悠来转悠去又转到那个车队跟前来了!”我的车夫用不满的声调说。“特快车的马都是好马,所以他才这么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呀,倘若这么通宵不停地赶路,早就站住不走啦。”

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那又干吗呢?咱们总能到个什么地方吧。”

“到得了哪儿呀?咱们就得在草原上过夜了。瞧,暴风雪刮得多厉害……主啊,老天爷!”

领头的那个车夫分明已经迷失了道路和方向,但是他非但不去找路,反而愉快地一路吆喝着,继续大步流星地疾驰而去,这虽然使我觉得奇怪,可是我也就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得了。”我说。

车夫驱车前进,但他赶得比先前更没劲了,而且再没有开口跟我说过一句话。

暴风雪越刮越厉害了,空中下着星星点点的干雪;天似乎开始变冷了:鼻子和两腮冻得更厉害,一股股冷风更经常地灌进皮大衣,必须把衣服裹紧。有时候,雪橇在光秃秃的冰凌上辘辘地滑过:地面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跑了。虽说我很关心我们这次迷路到底结果如何,但是因为我不分昼夜地趱赶了五百多俄里,因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瞌睡。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起初我仿佛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雪白的原野:地平线大大开阔了,黢黑低矮的天空也突然不见了,四面八方只见一道道斜飘下来的雪花;走在前头的那几辆雪橇的轮廓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举首望天,我起初觉得似乎乌云已经四散,只有纷飞的大雪遮没了天空。在我打盹的那会儿工夫,月亮升起了,透过稀薄的云层和纷飞的大雪投下一片寒冷的清辉。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的那辆雪橇、马匹、车夫和跑在前面的另外三辆雪橇:第一辆是特快车,车上的车夫仍旧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驱车疾步前进;第二辆雪橇上坐着两个车夫,他们撂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从那里不时闪亮的火星看得出来;在第三辆雪橇上,什么人也看不见,也许那个车夫钻进雪橇里睡着了。不过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领头的那个车夫有时也勒住马下来寻找道路。每当我们停下来,风的怒号声就变得更清晰,在空中飞舞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楚了。在暴风雪铺天盖地的月光下,我看到那车夫的不高的身影,他手执马鞭,试探着身前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忽前忽后地走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身跃上前座,于是在风的单调的呼啸声中又传来他那利落、响亮的吆喝声和铃铛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下去寻路或者去寻找草垛时,从第二辆雪橇里就传来一个车夫的干脆利落的自信的声音,他向领头的那个车夫喊道:

“听着,伊格纳什卡!偏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暴风雪走。”或者嚷道:“瞎转悠什么?打雪地上走,哪儿有雪,哪儿就能找到道。”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嘛,伙计!你瞧,什么东西黑乎乎的,没准是路标。”或者说:“你乱走什么呀?你乱走什么呀!把花马给卸下来,让他带路,准能把你带上道。事情就好办啦。”

可是,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自己不仅没有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寻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次,当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出的点子后嚷道,既然他知道怎么走,他自己来带路得了,那人就答道,有朝一日让他赶特快车,他就带路,而且准能把大伙领上道。

“我们的马遇到暴风雪是带不了道的,”他嚷道,“不是那种马!”

“那就别瞎嚷嚷!”伊格纳什卡答道,一面愉快地连打几声唿哨,催马快跑。

跟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上的另一个车夫,对伊格纳什卡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根本不介入他们俩的争执,虽然他还没有睡着,——我从他那只一直没有熄灭的烟斗,以及当我们停下来时我总听到他那从容不迫的、不间断的谈话声就可以看出这点。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他显然因为他的旅行乐趣被一再打断而感到恼火,才对伊格纳什卡嚷道:

“怎么又停下来啦?瞧,他还想找到道哩!早跟你说啦:暴风雪!这会儿,哪怕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休想找到道。趁马还能拉,你就走呗。没准,咱们冻不死的……我说,你就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个信使差点给冻死了!”我的车夫搭腔道。

第三辆雪橇上的车夫始终酣睡不醒。只有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爱出点子的人嚷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因为菲利普没答理他,他又说道:“没准给冻死了吧?伊格纳什卡,你也该下车去瞅瞅呀。”

干什么都十分麻利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跟前,推了推那个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样!你冻死了也该说句话呀!”他摇着那车夫说道。

睡着的人嘟囔了一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哩,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于是我们又上路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边套的那匹小枣红马的尾巴上也不断地挨到鞭子,不止一次地跳起来,跌跌撞撞地放开脚步跑起来。

跑去追赶脱缰的马匹的那个小老头和瓦西里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想,已经快近半夜了。他俩逮住了马,找到了并且赶上了我们;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中,在这荒漠的草原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永远无法理解。那小老头晃动着胳膊肘和两腿,骑着那匹辕马快步而来(另外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决不能在暴风雪中把马撇下)。当他跑到和我并排时,他又大骂起我的车夫来:

“你瞎了眼啦,鬼东西!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讲故事的车夫喊道,“你活着吗?上我们这儿来吧。”

但是那老头不理他,继续骂不绝口。直到他觉得骂够了,才策马跑到第二辆雪橇跟前。

“全逮住了吗?”有人从那儿问他。

“可不!”

他那不大的身躯用胸部紧贴着马背,一路小跑着,然后一纵身跳到雪地上,脚不点地追着雪橇,然后一骨碌钻进去,两腿搁在车沿上,脚板朝上。高大的瓦西里仍旧和过去一样,一声不吭地爬上领头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找路。

“瞧他多会骂人……主啊,老天爷!”我的那个车夫嘟囔道。

在这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那寒冷、清彻、摇曳不定的光亮中走了很久。睁开眼睛——我眼前依旧耸立着那顶落满积雪的又大又笨的皮帽和脊背,依旧是那个不高的车轭,车轭下——辕马的脑袋依旧跟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间不停地摆动,黑黑的鬃毛一顺儿被风吹到一边;从背后望去,右边依旧是那匹拉边套的枣红马(它的尾巴短短地绾了个结),还有那偶尔敲击着雪橇夹板的辊子。再往下瞧——依旧是那被滑木分向两边的松散的积雪,风还在一个劲儿地把一切都从地面上吹起来,吹向一边。前面,带头的那几辆三套马雪橇还与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在一直向前飞奔;左右两边,一切都迷离恍惚,白茫茫的。我的眼睛想要寻找一件新物体,但是徒然:既无路标,又无草垛,更无栅栏——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而且在不断移动:地平线一会儿似乎无比遥远,一会儿又从四面逼近,好像近在咫尺,一会儿一堵白色的高墙陡然耸立在右边,在雪橇旁奔跑,一会儿又蓦地消失不见,陡然矗立在前面,接着它又不停地往回奔跑,重又消失。再往上看——起初觉得很亮,似乎透过雾霭可以看到星星;但是星星却越升越高,逐渐高出于我的视野之外,只见一片片雪花飞过我的眼帘落到脸上和大衣领子上;空中到处是一片明亮,一片洁白、无色和单调,而且经常在动。风向也似乎在不断变换:一会儿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一会儿又从旁边吹来,可恶地把大衣领子翻卷到头上,嘲弄地用领子拂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从背后吹来,钻进什么缝隙,发出嗡嗡的声音。只听得马蹄声和滑木从雪地上滑过时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以及当我们驶过很深的积雪,铃铛逐渐喑哑的丁当声。只有当我们间或逆风行驶和行走在光秃秃的冰冻的硬地上时,才能清楚地听到伊格纳特的精神抖擞的口哨声,他那在空中回响的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声,这些声音骤然欢快地打破了这片荒漠的忧郁色彩,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响声,令人难受地、一成不变地弹奏着我在想象中不由升起的同一个调子。我的一只脚冻僵了,可是当我侧过身子想把衣服裹紧一些时,落满我的领子和帽子的积雪又钻进了我的脖子,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我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一般说还是暖和的,于是瞌睡逐渐向我袭来。

在我的头脑中,回忆和想象分外迅速地纷至沓来。

“那个老是从第二辆雪橇里嚷嚷的爱出点子的车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准是个红头发、红胡子,身体结实、短腿的庄稼汉,”我想,“就跟我们家的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于是我就仿佛看见我们家大宅子里的楼梯,五个家奴沉重地迈着脚步,用毛巾垫着把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仿佛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挽起了粗布上衣的袖子,手中拿着钢琴上的一块踏板,抢前几步打开门闩,这儿拉一把,那儿推一把,在人家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可是他还煞有介事地不住声地嚷嚷:

“抬起来呀,我说前头的,前头的!这就对啦,后面的抬高些,抬高些,抬高些呀,抬进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尔多·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花匠怯生生地说,他的身子紧贴着栏杆,由于使劲涨得满脸通红,他用尽全力抬着钢琴的一角。

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肯罢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寻思道,“难道他以为大家干这活少了他就不行吗,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能说会道的本领,他就沾沾自喜,因而洋洋自得地滥用这个本领呢?也许正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又看到一个池塘,一些筋疲力竭的家奴正在没膝深的池水里拉鱼网,又是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手拿喷壶,对大家大叫大嚷,在岸边跑来跑去,只间或跑到水边,用一只手轻轻拿住金色的鲫鱼,把它们放进浑水里,然后又洒上些清水。但是,我又仿佛看到一个七月的中午。我正迈步在花园中的刚割过的草地上,顶着炎炎烈日走到什么地方去。我还很年轻,我老觉得我还欠缺什么,而且老在憧憬着什么。我向池塘边走去,向位于蔷薇花坛和白桦小道之间的我那心爱的地方走去,然后我便躺下睡觉。我记得,当我躺着,透过玫瑰那红色的带刺的枝条望着干松的黑土和清澈如镜的浅蓝色池塘时,我心中所怀的感情。这是一种天真的自负和带有几分忧郁的感情。我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美好,这美又对我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以致我觉得自己也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人赞赏我,这使我感到懊恼。天气很热。我想睡一觉来排遣愁思;但是苍蝇,可恶的苍蝇,就是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麇集在我的周围,一个劲地、不知为什么纠缠不休地,像一枚枚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跳到胳膊上。蜜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嗡嗡地叫着;一只只黄蝴蝶像蔫了似的,从这棵小草上飞到那棵小草上。我举眼望天,眼睛感到刺痛——太阳透过枝叶纷披的白桦树的明亮的树叶发出耀眼的光,白桦树枝高高地在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摆动,——望着上面就感到更热了。我用手帕盖住脸;又觉得太闷,苍蝇仿佛粘在我的出汗的手上。在蔷薇丛中有几只麻雀在啁啾。其中一只跳到地上,离我只有一俄尺远,它有两次假装使劲啄着地面,接着便把花枝弄得飒飒地响,发出一声快乐的啁啾,飞出了花坛;接着,另一只也跳到地上,摆了摆尾巴,又回头望了一眼,便跟着第一只,一面唧唧叫着,一面也像箭似的飞了出去。池塘上传来了捣衣声,这捣衣声仿佛在低低地贴着池面向四外飞散。可以听到在池塘里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他们在水中扑腾的声音。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一阵风吹来,把白桦的树梢吹得飒飒作响;接着风声渐近,风拂过草地,然后花坛上蔷薇的叶子也在枝头摆动摇曳起来;然后一阵清风吹来,掀起了我的手帕的一角,弄得我那汗涔涔的脸怪痒痒的。接着,一只苍蝇从被掀开的手帕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的湿润的嘴边乱飞。下面有一根枯树枝把我的脊背硌得难受。不行,没法再躺下去了:去洗个澡吧。可是就在花坛旁边,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惊惶失措的女人的声音: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个男人也没有呢!”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跑到太阳下,问那个大呼小叫地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头看了看我,又摆动着两条胳膊继续向前跑去。但是就在这当口,我看见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滑落下来的头巾,拖着一条穿着毛袜的腿,跌跌撞撞地向池塘边跑去。两个小女孩手拉手地跑着,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穿着他父亲的上衣,拽着其中一个女孩的麻布裙子,也跟在他们后面急急忙忙地跑着。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有个农民淹死了。”

“在哪儿?”

“池塘里。”

“哪个农民?咱们家的吗?”

“不,过路的。”

车夫伊万穿着一双大皮靴在刚刚割过的草地走着,还有一个是胖管家雅科夫,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池塘边跑去,于是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跑。

我还记得我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情:“跳下去,把那农民救出来,这下大家就会对你赞不绝口了。”我当时追求的正是这个。

“哪儿,哪儿呀?”我问挤在岸边的一群家奴。

“就在那边,在靠近对岸池水最深的地方,差不离就在浴室旁边,”洗衣服的女仆把湿衣裳搭在扁担上,说道,“我看见他钻进水里,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一会儿又露了出来,他使劲嚷道:‘我要淹死啦,老天爷!’然后他又沉底了,只瞧见冒了几个水泡。我一看见这农民快没命了,就拚命喊:‘老天爷,有个农民快淹死啦!’”

说罢,这个洗衣服的女人就挑起扁担,扭动着腰肢,踏上小径,离开了池塘。

“瞧,多造孽!”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用一筹莫展的声音说道,“这一来跟地方法院的麻烦事就少不了啦。”

这当儿,有一个农民手拿镰刀,从聚集在对岸的那群娘儿们、小孩和老头中间挤了过去,他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慢慢地开始脱鞋。

“哪儿,他在哪儿淹死的?”我一个劲儿地问,想要跳下水去,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来。

但是人家指给我看的却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微风过处,只偶或在水面吹起一丝涟漪。我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淹死的,而他头上的池水,却始终那么平静、美丽、若无其事地荡漾着,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片金光。我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没法干出一番令人惊叹的事情来,再加我的水性实在太差。可是那农民已经把身上的衬衫从头上脱下来,立刻跳进了水里。大家都抱着希望,屏息敛容地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水深齐肩的地方后,又慢慢地退了回来,穿上了衬衫: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纷跑来,人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出头帮忙。那些刚来的人七嘴八舌地出着点子,不住声地唉声叹气,脸上表现出惊恐和一筹莫展的神情。至于那些早先聚拢来的人,有的因为站累了就在草地上坐下,有的要回去。老太婆马特廖娜在问女儿,她有没有把炉门关上。那个穿着父亲上衣的小男孩则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头子儿。

但是就在这当口,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狗特列佐尔卡从屋旁跑下山来,它一面汪汪叫着,一面莫名其妙地回头张望。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玫瑰花坛后面出现了,他一面从山上跑下来,一面在喊着什么。

“你们站着干吗?”他嚷道,一面跑一面脱着上衣,“人都快淹死了,可他们还站着!快拿绳子来!”

大家抱着希望和恐惧望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手扶着一个巴结的家奴的肩膀,用左脚尖蹬下了右脚上的靴子。

“就在那边大伙站着的地方,就在那棵柳树左边一点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

“知道了!”他答道,接着就皱起眉头,可能是针对有些女人似乎露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样,他脱去衬衫,除下十字架,把它交给巴结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小花匠,然后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过刚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边走去。

特列佐尔卡不明白主人的动作为什么如此迅速,它站在人群旁,吧嗒着嘴唇,在岸边吃了几根青草,疑惑地望着他,接着它陡地发出一声快乐的尖叫,跟自己的主人一齐跳进了水里。在最初一刹那,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片泡沫和浪花,浪花甚至溅到了我们跟前。但是紧接着我就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他那白脊梁在从容不迫地起伏着,两臂大幅度地划动着,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便慌忙回到岸上,在人群旁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蹭着脊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已经游近对岸,与此同时,两名车夫也拿着卷在棍子上的鱼网向柳树跑去。这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了双手,一次、两次、三次地潜入水中,每次都从嘴里吐出一股水,他姿态优美地甩着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概不作答。最后,他终于上了岸。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看到他在吩咐把鱼网撒下去。接着鱼网被拉起来了,可是网底除了水草和水草间跳动着的几条小鲫鱼以外,什么也没有。当人们再一次开始拽网的时候,我也向那边跑去。

只听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在水面上的拍击声,以及人们恐惧的叹息声。系在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的挂着的水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被越来越多地拉离水面。

“现在大伙一齐拉,劲往一处使,拽!”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声音在喊。被水浸湿的鱼漂浮了出来。

“好像有样东西,伙计们,拉起来挺沉。”有人说。

接着,网的两端便被拖上岸来,网里有两三条鲫鱼在欢蹦乱跳,网紧压着草地,把草地都弄湿了。在拉紧的鱼网里,透过薄薄的一层起着涟漪的被搅浑的水露出一样白色的东西。在一片死寂中,人群里传出一声虽不很响,但却惊人清晰的恐惧的叹息声。

“拽,劲往一处使,拽到干地上!”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果断的声音,于是那个淹死的人就压着刚割过的牛蒡草和其他带刺的草茎,被大家连拉带拽地拖到了柳树旁边。

接着,我又仿佛看到了我那位穿着绸衣裙的心地善良的老姑妈,看到她那缀有流苏的雪青色的小阳伞(这把阳伞不知道为什么跟这幅简单得令人可怕的死的画面极不协调),以及她那张立刻就要失声痛哭的脸。我至今还记得在那张脸上所表现出来的连山金车素[4]也无法治愈的绝望的容貌,我至今还记得,当她怀着幼稚的自私的爱对我说:“咱们走吧,孩子。哎呀,这太可怕了!可你还总爱一个人去洗澡和游泳。”——当时我所体验到的痛苦的、悲戚的感情。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骄阳似火,阳光燻烤着我脚下的干燥松散的泥土,在波平如镜的池面上闪耀;几条大鲤鱼在岸边跳动;成群的小鱼在池中心搅动着平静的水面;一只鹞鹰在高空盘旋,俯视着一群在欢快地戏水的小鸭,这群小鸭正穿过芦苇丛向池中央游去。我记得当时正是山雨欲来,地平线上白云缭绕,被鱼网拉上来的污泥已逐渐消退,接着,当我走过堤岸,我又听到了那荡漾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但是,这会儿的捣衣声听来却像是两个捣衣声合成了一个三度音,这声音折磨着我,使我苦恼,再加我知道这捣衣声其实是钟声,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又不肯让这钟声停下来。于是这捣衣杵就跟刑具似的挤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入睡了。

我觉得,我们在非常迅速地奔驰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我身旁有两个声音在说话。

“喂,伊格纳特[5]我说,伊格纳特!”我的车夫的声音说道,“把乘客捎带上吧——你反正要去,何必让我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个脚得了!”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旁答道:

“让我担待一位乘客有啥好处?……你给一瓶白酒吗?”

“哼,一瓶!……半瓶还差不多。”

“真有你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叫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受累!”

我睁开眼睛。我眼前晃动着的仍旧是那令人生厌的漫天飞舞的雪,仍旧是那些车夫和马,但是我看见在自己身旁有一辆雪橇。我的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于是我们就并排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另一辆雪橇里有人劝伊格纳特不给一瓶白酒就不干,伊格纳特还是猝然把雪橇停下了。

“搬过来吧,那就一言为定,算你的运气。咱们明儿一到,你就出半瓶白酒。行李很多吗?”

我的车夫一听这话就用从来不曾有过的麻利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搬到伊格纳特的车上去。我一口答应;但是看得出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高兴极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要对人家倾诉一下他的感激和快乐:他向我连连鞠躬,一再向我、阿廖什卡和伊格纳什卡表示感谢。

“真得谢天谢地!要不这就难办了,主啊,老天爷!咱们走了半夜,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往哪儿走。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可是我的马已经根本走不动了。”

于是他就十分卖力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拿下来。

当他们在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势(简直是风把我给吹过去的)走到了第二辆雪橇跟前。在那两名车夫用厚呢子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面,雪橇上的雪积得特别厚,足有四分之一俄尺;可是在那件上衣底下,却又安静又舒适。那个小老头仍旧耷拉着腿躺在那儿,而那个讲故事的人还在讲着他的故事:

“正当将军奉国王圣谕到大牢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不需要你,我也不能爱你,就是说,你不能做我的情人;而我的情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继续讲下去,但是他看见了我,就住嘴片刻,吸起了烟斗。

“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另一个被我称做爱出点子的车夫说道。

“你们这儿真好,很快活!”我说。

“哪儿的话!随便解个闷儿,起码不胡思乱想啦。”

“那你们知道咱们眼下在哪儿吗?”

我觉得,这两个车夫似乎不爱听这个问题。

“谁闹得清在哪儿?没准咱们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答道。

“那咱们怎么办呢?”我问。

“怎么办?走呗,没准能走出去的。”他用不满的声调说。

“嗯,要是咱们走不出去,在雪地里马也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办呢?”

“那又怎么啦!不要紧的。”

“会冻死的呀。”

“那当然,因为眼下连草垛都瞅不见:那就是说,咱们完全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最要紧的是必须瞅着雪地。”

“看来,你害怕给冻死吧,老爷?”那小老头说,声音打着哆嗦。

尽管他似乎在取笑我,可是看得出来,他也浑身直打冷战。

“是的,天气变得冷极了。”我说。

“唉,你呀,老爷!你该学学我的办法:时不时地下来跑一跑,——一跑你就暖和了。”

“最要紧的是你得跟在雪橇后面跑。”爱出点子的人说。

“请上车吧:搬完啦!”阿廖什卡从前头的雪橇里向我喊道。

暴风雪是如此厉害,我只好弯下腰去俯身向前,两手抓住大衣的前襟,迎着被风从我脚下吹起的满处飞舞的雪花,好不容易才跨过我和我那辆雪橇之间相隔的几步路。我先前的车夫已经跪在那辆空雪橇的当中间,但是他一看见我,就摘下他那顶大皮帽(这时风狂暴地把他的头发吹得直竖起来),向我要酒钱。他大概也不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的拒绝丝毫没有使他不快。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扣上了帽子,对我说道:“好吧,上帝保佑您,老爷……”他说罢便拉起缰绳,咂了一下嘴唇,离开我们走了。紧接着,伊格纳什卡也使劲扭动了一下整个脊背,对马一声吆喝。于是刷刷的马蹄声、吆喝声和铃铛声又代替了风的咆哮声,——当我们在原地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听得特别清楚。

换乘了另一辆雪橇以后,我大约有一刻钟没有睡着,我打量着新车夫和新马来解闷。伊格纳什卡神气十足地坐着,身子不断上下跳动,不时向马匹挥动着挂着马鞭的胳膊,吆喝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又不住俯身向前拉正辕马上那老是滑到右边去的马套。他的个子并不高,但看来体格健壮。他身穿皮袄,皮袄上面又套了一件没有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领子几乎大敞着,因此脖子整个儿露在外面;他穿的不是毡靴而是皮靴,帽子也很小,他不断把它摘下来重新戴正。他的两耳也只有头发遮盖着。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所能看到的不仅是精力旺盛,而且我觉得他还在有意给自己鼓劲。然而,我们越往前走,他却越来越经常地一边整衣一边在座位上跳动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同时还跟我和阿廖什卡聊起天来:我觉得他是怕泄气。这也是事出有因的:虽然马儿很好,但是路却一步比一步艰难,越来越难走了,而且看得出来,马也越走越没有劲:已经要拿鞭子抽了,那匹辕马是一匹体格魁伟、鬃毛纷披的骏马,连它也打了两次前失,虽然它似乎大吃一惊,立刻奋勇向前,用力垂下那鬃毛蓬松的脑袋,几乎挨着了脖子下的铃铛。拉右边套的那马(我无意中一直注视着它,它的马套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靠外边的一面,老在晃荡和跳动),这时也明显地放松了套索,因此常常要吃鞭子。但是按照骏马,甚至烈性马的习惯,它仿佛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火,它常常怒气冲冲地低下和昂起脑袋,要求拉紧缰绳。暴风雪刮得越来越猛烈了,严寒也越来越厉害了,马也跑得筋疲力尽了,路也变得更难走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该往哪儿去,别说找驿站,就是找一个安身之地也无处可寻,——看到这种情景的确是可怕的。可是听到铃声丁当,响得那么从容和愉快,又听到伊格纳特卡吆喝得那么带劲和潇洒,——仿佛我们欣逢过节,在寒冬腊月阳光明媚的中午,在乡村的大街上乘车出游似的,——又觉得可笑而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前进,马不停蹄地离开我们原先的所在地向某处疾驰而去,——这样一想,又不免令人觉得诧异。伊格纳特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是用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假嗓子唱的,但却唱得如此嘹亮,如此抑扬顿挫,还不时伴以口哨,听到他的歌声还会觉得胆怯,那就未免太奇怪了。

“喂—喂!你扯着喉咙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的声音,“停下来歇会儿吧!”

“什么?”

“停—一—停!”

伊格纳特停了下来。一切又都沉寂下来,风又呼啸起来,雪花飞旋着,开始更稠更密地落进雪橇。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走到我们的雪橇跟前。

“什么事儿?”

“是这么回事儿!往哪儿走呢?”

“谁知道!”

“怎么,脚给冻坏了吗,干吗老拍拍打打的?”

“全冻麻了。”

“你不如下车去走一趟:瞧那儿影影绰绰的像是加尔梅克人的游牧站。走一趟也可以暖和暖和脚嘛。”

“好吧。你给拽住马……给。”

于是伊格纳特便向指给他的方向跑去。

“应该经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到道了;要不,瞎跑一阵顶什么用!”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对我说,“瞧,把马都给累得满身大汗了!”

当伊格纳特跑去找路的那会儿工夫(他去的时间是那么长,我都担心他可别迷路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用自信和从容不迫的声调对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说,最好把马卸下套,让它自己走,它一定能把你领上道;有时候也可以瞧着星星走路;他又说,如果让他领路,我们恐怕早就到站了。

“怎么样,找到了吗?”当伊格纳特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吃力地迈着两腿回来的时候,那人问他道。

“找是找到了,看见了游牧站,”伊格纳特气喘吁吁地答道,“就是闹不清这是啥游牧站。我说,伙计,咱们没准闯到普罗尔戈夫的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

“胡说什么呀!这压根儿是咱们的游牧站,就在庄子后面。”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反驳道。

“我说不是!”

“我一瞅就知道:准是它;如果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走到大桥——到八号里程标。”

“跟你说不是就不是!这可是我亲眼瞅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

“唉,伙计!你还是个车夫呢!”

“本来就是车夫嘛!你不信自个儿去跑一趟。”

“我去干吗!不去我也知道。”

看来,伊格纳特生气了:他不理他,跳上驭座继续驱车前进。

“你瞧,我的两只脚都冻麻了:简直没法暖和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脚继续更加频繁地互相拍打着,同时抠出并倒掉灌进靴统里的雪。

我简直困极了。

“难道我已经快要冻死了吗,”我睡眼矇眬地想,“据说,人冻死总是从睡觉开始的。即便淹死,也比冻死强,就让人家撒网把我给捞上来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淹死也罢,冻死也罢——反正一样,只要背下面没有这根棍硌得慌,能打个盹就好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儿。

“然而,这一切将会怎样了结呢?”我睁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白茫茫的原野,突然自言自语道,“这将会怎样了结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草垛,马也站住了,似乎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岂不是全都得冻死吗。”说实在的,我虽然也有点儿害怕,但是我又希望我们能够发生某种不平凡的、带有若干悲剧性的事,——这种愿望在我身上胜过了小小的恐惧。我觉得,如果在天亮以前马能够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而且必须有几个人甚至完全冻死了)带到某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村庄,那就算不错了。诸如此类的幻想异常清晰和迅速地在我的面前掠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马身上只看得见车轭和耳朵;但是蓦地,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辆三套马雪橇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旁驶过。我们央求他,喊他,请他把我们带走;但是风把我们的声音吹走了,杳无声响。伊格纳什卡微微一笑,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我们,逐渐消失在一片深深的积雪的沟壑里。小老头翻身上马,摆动着两个胳膊肘,想要疾驰而去,但他怎么也动不了窝;我从前的那个车夫,戴着大皮帽,向他猛扑过去,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推到雪地里,用脚踩他。“你是个装神弄鬼的家伙,”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大街的坏东西!咱们得一起来找路。”但是小老头用头穿过雪堆:与其说他像个小老头,倒不如说他像只兔子,一溜烟从我们身边跑开了。所有的狗都跟在他后面飞奔而去。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说,咱们大家最好围成个圆圈坐下,即使雪把咱们埋了,也没什么;咱们坐在一块儿就暖和了。果然,我们觉得又温暖又舒适;就是口渴。我拿出了食品箱,请大家喝加糖的罗木酒,我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车夫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说着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用雪搭成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给每人做间小屋,咱们就睡觉!”我说。雪跟羊毛似的又轻又软又温暖。我给自己做了间小屋,正想钻进去;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看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着!把钱拿出来。你反正要死了!”他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我把钱给了他,只求他们放我走,但是他们不信我的钱就这些,想要弄死我。我一把抓住小老头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开始吻它;小老头的手又柔软又可爱。起初,他使劲要把手抽回去,但是后来就听凭我去亲它,甚至还伸出另一只手来爱抚我。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威胁我。我跑进自己的屋子;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走廊,而且有人拽住我的两腿。我拚命挣扎。在那个拽住我的人的手里留下了我的衣服和一块皮;但是我却只感到冷和害臊——我尤其感到害臊的是,我的姑妈打着阳伞,手中拿着顺势疗法[6]的药箱,挽着那个淹死的人的胳膊向我迎面走来。他们边走边笑,不明白我向他们打的手势。我爬上雪橇,两脚在雪地上拖着;但是那个小老头却摆动着两个胳膊肘在后面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但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这两口钟前面,我就有救了。钟声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小老头追上了我,他扑过来用肚子压住我的脸,这样,钟声就几乎听不见了。我又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可是那个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叫道:“伊格纳什卡!停一停,那不是艾哈迈德卡的草垛吗,太像啦!你去瞧瞧!”这简直太可怕了。不行!我还不如醒来的好……

我睁开了眼睛。风把阿廖什卡大衣的前襟吹起来,盖住了我的脸,我的一只膝盖露在外面,我们正在光秃秃的冰凌上前进,铃铛的三度音合着荡漾在空中的铿锵悦耳的五度音,响得更清晰了。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但是我没有看到草垛,却睁着眼睛看到了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和一座要塞的带有雉堞的城墙。我无意去细看这座房子和要塞:我只想能够再看到我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到那教堂的钟声和亲小老头的手。我重又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我睡得很沉;但是我在梦中一直都听到那铃铛的三度音,甚至还看到它,一会儿像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一会儿又像一架风琴,我是其中的一根簧管,一会儿又像我做的一首法文诗。一会儿,我又觉得这三度音乃是一件刑具,它不断紧夹着我的右脚跟,很疼。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揉着脚。脚快要冻僵了。夜仍旧那么明亮、迷茫、雪白。我们仍旧在前进,我和雪橇仍旧在东摇西晃;那个伊格纳什卡仍旧侧身坐着,不断拍打着双脚;那匹拉边套的马仍旧伸长了脖子,腿提得不很高地一溜小跑踩着深深的积雪,颈套上的子跳动着,拍击着马肚子。辕马的脑袋披着随风飘动的鬃毛,把系在车轭上的缰绳忽儿拉紧,忽儿放松,有节奏地摆动着。但是这一切被雪覆盖得比从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的两旁飞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可没膝,而且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吹动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骖马的鬃毛,在车轭上面和车辕之间咆哮。

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我刚从领子里探出头来,就有一撮冰冷的干雪飞舞着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里和嘴里,钻到脖子后面。我极目四望——一切都是洁白、明亮、白雪皑皑,除了一片迷茫的光和雪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这太可怕了。阿廖什卡睡在我的脚头,在雪橇的最里边;他的背上已经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可是伊格纳什卡毫不气馁:他不断地拽着缰绳,吆喝着,拍打着双脚。铃铛声仍旧那么奇特地响着。马儿打着响鼻,但仍在不住地奔跑,不过越来越经常地打着前失,速度也放慢了些。伊格纳什卡又在座位上跳动了一下,挥动了一下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来。但是他没有把歌唱完就停下雪橇,把缰绳扔到前座上,下了车。狂风开始怒号;雪像从簸箕里倒下来似的一个劲儿地倒到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身后的第三辆雪橇不见了(它不知在哪儿掉了队)。在第二辆雪橇旁边,在白濛濛的一片飞雪中,可以看见那个小老头正在倒换着双脚跳来跳去。伊格纳什卡从雪橇旁走开了三两步,在雪地上坐下,解开腰带,开始脱靴子。

“你这是干吗?”我问。

“得换双靴子;要不然,我的两只脚都给冻僵了。”他答道,一面继续干他的事。

要从领子里伸出脖子去看他怎样在干这事儿,我实在怕冷。我笔直地坐着,望着那匹拉边套的马,它伸出一条腿,筋疲力尽地摆动着那条绾短了和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雪橇震动了一下,把我给惊醒了。

“怎么样,咱们现在在哪儿?”我问,“天亮前咱们到得了吗?”

“您放心:准能把您送到,”他答道,“现在要紧的是我换了双靴子,脚暖和过来了。”

于是他又驱车前进,铃声又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东摇西晃,风又开始在滑木下呼啸。于是,我们重又开始航行在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海中。

我睡着了,睡得很熟。阿廖什卡用脚踢了我一下,把我弄醒了,我睁开了眼睛,这时已是早晨。可是好像比夜里还冷。天上已不再下雪;但是干燥的大风继续把雪粉撒到旷野上,特别是把雪吹集到马蹄和滑木下面。在右侧,东方仍旧阴云四布,一片浓蓝,但是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却越来越分明地映现在空中。在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阳光微微映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浅蓝色的天空;左面,云朵明亮而轻盈,在不停地移动。极目四望,遍地皆是支支楞楞、重重叠叠的深深的白雪。在某处还可以看见一个灰白色的小丘;细细的、干燥的雪粉,一个劲儿地越过小丘飞旋而去。既看不到雪橇的痕迹,也看不到人的踪影,甚至也望不见野兽的足迹。车夫的背部和马背的轮廓和颜色,虽然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上,也看得异常清晰和分明……伊格纳什卡的藏青色帽子的帽圈、他的衣领、头发,甚至靴子都是白的。至于雪橇,更是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和脖子上的鬃毛也都糊满了雪;在我这边的那匹骖马的腿上,直到膝盖都陷在雪里,它那整个儿变得蓬蓬松松的汗湿的臀部的右边也给雪糊满了。颈套上的子仍旧合着你随意想到的任何旋律的节拍在不断跳动,骖马也照旧在奔跑,不过从它那塌陷的、经常起伏着的肚子和耷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经跑得筋疲力尽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被吹落到地上,风从右边飞旋而来,在里程标的四周堆成了一座雪山,而且还在使劲猛吹,不断把松散的雪从这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异常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到处乱闯,马不停蹄地走了一通宵,走了十二个小时,会终于跑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声似乎响得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断地裹紧衣服,吆喝着;我们身后,马在打着响鼻,小老头和爱出点子的车夫坐的那辆雪橇的铃声不住地响着;但是那个睡觉的车夫肯定在草原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走了半俄里,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车新留下来的辙印,不过辙印上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我们还间或在车辙间看到,大概是马蹄互相踩伤留下的淡红色血迹。

“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到咱们头里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抬头望去,只见路旁的积雪中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屋,几乎连屋顶和窗户都被雪埋住了。小酒店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这些马叉开腿,耷拉着脑袋,由于被汗湿透,毛都蜷曲着。门旁的雪已被清扫干净,门口还放着一把铁锹;但是风仍在呼啸,把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吹得满处飞舞。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就有一个高大的、满脸通红的红头发车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回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一下车。这时,我才头一次看见他的脸庞。

十一

他的脸并不像我根据他的头发和体型所想象的那样黝黑,瘦削,长着一个大鼻子。这是一张快乐的圆脸,翘鼻子,大嘴,还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圆圆的明亮的眼睛。他的腮帮子和脖子都是红红的,像用一块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睫毛和均匀地覆盖着他的脸庞下方的茸毛,都粘满了雪,全成为白的了。到驿站只剩下半俄里路了,我们停下来稍歇片刻。

“不过得快点。”我说。

“就一忽儿。”伊格纳什卡答道,说着便纵身跳下驭座,向菲利普走去。

“来吧,伙计。”他说,一面从右手摘下手套,把手套和马鞭一齐扔在雪地里,接着便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一小杯伏特加一口气喝干了。

酒店里的那个卖酒的,兴许是个退伍的哥萨克,这时也拿着一瓶半俄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

“给哪位斟酒?”他问。

高个儿瓦西里是个长着棕褐色头发的瘦瘦的庄稼汉,蓄着山羊胡子。还有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胖胖的,长着一头淡黄头发,他那红红的脸上围着一圈雪白的浓密的大胡子。他们都走上前去,每人喝了一小杯白酒。那个小老头也走到那帮喝酒的人跟前,但是人家没有给他斟酒,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拴在车后的马身边,抚摩着其中一匹马的脊背和臀部。

小老头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又瘦又小,满脸皱纹,脸色发青,长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山羊胡子,尖尖的鼻子,一嘴磨损的黄牙。他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全新的车夫帽,但那件短皮袄却破旧不堪,溅满了柏油,肩膀上和下摆都扯破了,既挡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进大毡靴里的粗麻布内衣。他拱背缩肩,双眉深锁,脸庞和膝盖都在发抖,他在雪橇旁边瞎忙,分明是想使身子暖和些。

“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怎么样:喝了酒可暖和啦。”爱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颤动了一下。他理了理他那匹马的马套,整了整车轭,然后走到我身边。

“我说,老爷,”他从他的白头发上摘下帽子,深深一鞠躬,说道,“跟您不辨东西地跑了一整宿,到处找路:您哪怕赏给我半瓶酒喝呢。说真格的,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就没法儿暖和了。”他露出一副巴结的笑容,加了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卖酒的拿出了半瓶酒,并给老头斟了一杯。他摘下了拿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黢黑、粗糙、有点儿发青的、瘦小的手去接杯子;但是他的大拇指好像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把酒给撒了,杯子掉到雪地上。

所有的车夫都哈哈大笑。

“瞧,把米特里奇冻成了这样!连酒都拿不住了。”

但是米特里奇却因撒了酒而十分懊恼。

然而,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酒,而且直接倒进了他的嘴里。他立刻快活起来,跑进小酒店,点着了烟斗,露出满嘴磨损的黄牙,并且每说一句话就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干了最后半瓶酒,就各自爬上雪橇,于是我们又驱车前进。

雪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着它,眼睛都感到酸痛。一条条橘红色的、淡红色的朝霞越升越高,也越来越鲜艳,在天际升腾飘散;甚至透过地平线上铅灰色的云层,还可以远远地看见一轮红日;天上的一片蔚蓝也变得更亮、更深了。在村子附近的大路上,车印清晰而分明,略呈黄色,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坑坑洼洼;在严寒、凝重的空气中,可以感到一种愉快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的那辆三套马雪橇跑得很快。辕马的脑袋和脖子迅速地上下摆动(脖子上的鬃毛也在车轭上面随风飘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那爱好者弄的铃铛底下,不断摆动。铃铛里的铃舌已经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着铃壁。左右两匹拉边套的骏马齐心协力地拉紧了冻硬了的弯曲的边套,在精力充沛地奔腾,子不断地拍击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边套的马从被马踩出的大路上摔进雪堆里,但是它很快又从雪堆里冲出来,扬起一片雪雾,迷住了人的眼睛。伊格纳什卡用快乐的男高音不时吆喝着;干冷的冰雪在滑木底下发出尖利的啸声;身后还可以听到两只铃铛在响亮地、喜气洋洋地叮叮当当响着,还可以听到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回头一看:两匹拉边套的鬃毛蓬松的马正伸长了脖子,均匀地呼着气,马嚼歪在一边,在雪地上奔驰前进。菲利普挥动了一下马鞭,整了整帽子,那个小老头则跷起两腿,仍旧跟从前那样躺在雪橇中央。

两分钟后,我们的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打扫干净的木板上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接着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落满雪花的、散发出一阵寒气的愉快的脸,向我说道:

“总算把您送到了,老爷!”

(1856年2月11日)

臧仲伦 译

* * *

[1]1俄尺合0.71米。

[2]这是旧俄传递官方信函和公文的特快驿车,中途不得停留。

[3]就是前面所说的特快驿车。

[4]用山金车(菊科植物)调制成的药酒,可用以医疗瘀伤及扭伤,并可治各种疾病。

[5]伊格纳特是伊格纳季的小名,伊格纳什卡是昵称。

[6]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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