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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生命之水

  何茂正译

  许多年以前,我在一条相当大的轮船“共产国际”号上当大副,那是一条英国造的五千吨级的轮船。我们经常航行于海参威和堪察加之间,有时往南到上海,有时只走近一点的地方,到元山和函馆。

  一九二六年七月,我们定期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航行,顺道在函馆停一下,所以总要经过津轻海峡。那次出函馆往北航行,走了一昼夜,就遇到了狂风暴雨,那是一场真正的暴风雨。海上浪是那么高,浪峰盖过了轮船。甲板上,有我们的一批珍贵的货物,货舱里还有各种巨大的机器。我们的船长别贡诺夫尽管很严厉,可是个很可爱的老头,在船长台上他和我作简短的商量后,决定把舵转到大于顺航的方向,几乎是顺风航行了。水不再打进来,尽管波涛大得可怕,但船行比较平稳。我不得不安排新的航线来代替通常的航线:不靠近北面的锡科坦岛,而走千岛群岛更南的航线……

  台风猛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平息下去。但直到傍晚,海风还相当强大。到晚上,海风也平息了。我很早就想躺下睡觉,这几天几夜实在太疲惫了。

  这些地方,夜里很不寻常,风平浪静,没有月亮,然而很明朗。我睡得很熟,但我有一种多年养成的习惯,听到钟声必然醒来。虽然我并不计算钟响过多少下,但我知道离我的班还有半个小时。一点不错,就在这时食堂服务员端着一大杯热可可来了。我要劝大家也养成这么个习惯,值班前喝一杯热可可,寒冷和潮湿就不觉可怕了,并且马上就不困了。我一跃而起,很快穿好衣服,喝过可可,抽了一袋烟,又伸直身子躺在吊床上。在寒冷、昏暗、潮湿、多雾的情况下,夜里换班前的这十到十五分钟是多么好阀[

  我一边深深地吸着又香又浓的干烟叶,一边听着波涛不均匀的和机器准确运转的声响。机器很有劲的响声和整个巨大船身的轻微振动,象轻音乐的旋律那样,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船舱里根暖和,明亮的电好光落在一张小桌子上,桌上放着一本有趣的书,我值班之后总要享受它一番。我满意地看了一下自己的船舱,高出于太平洋绿色水波二十英尺的微小“私邸”,回想起海员的职业所以吸引我,首先是因为它让我有许多时间来思考问题,对这一点我始终是倾心的。

  我的思路被敲门声打断。门开了,船长强壮沉重的身子出现在门口。

  “干吗这么早就走动起来了,谢明·米特罗法诺维奇?”我问道,顺手挪过一把沉重的椅子。“看样子还没有天亮啊。”

  “怎么还没有天亮呢!马上就可以熄掉电灯了。嘿,真是少有的好天气!”

  “这么好的天气真该多睡一会儿,”我说。“我嘛,自然是多灾多难,我得值班了,可您呢?”

  “嘿,年青人!你们就知道悠闲自在!”船长善意地回答。“我这老头子,不需要睡那么些时间。我已经上甲板看了一遍,计算了一下风暴带来的损失……顺便对您说,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白天里您检查一下您的大圆航线,别只是算一下就了事。”他补充了一句。

  这时,我已把围巾围在脖子上,穿好了大衣。

  “一定的,谢明·米特罗法诺维奇,我们走的是新航线。”我回答船长说,同时划了一根火柴,抽起烟来。

  船猛地撞在什么东西上,传来低沉的撞击声,整个船身振动起来。几乎就在同时,船尾某处轰隆隆地响了一声,机器运转声停了。我同船长面面相觑,仔细地听了几秒钟。机器又运转了,接着又是同样一声巨响,随之就又寂然无声。

  我手上的那支划着了的火柴烧着了手指,我忽地抢在船长之前,奔出了船舱……

  长期在海上航行的人,都能体会我那时的心情,知道在大海上机器停了会引起怎样的不由自主的恐惧。舰船强有力的心脏的跳动,那是显示它和大自然斗争的生命力。但现在停止了,这条船成了死物,它象是大海的一个玩具了。

  我转身奔到舷梯前,爬了下去,这时才发现船的左侧倾斜了。这会儿船长也赶上了我。他气喘吁吁,说明他多么焦急,但这位在海上熬得头发斑白了的老头没有说一句话。

  甲板上还是昏暗的。刚刚显现的黎明只给这条船画出了一个大概轮廓。领航室的门开了,从里面射出一条光线。

  船长台上传来第三助手的惊恐声音:“不好了!谢明·米特罗法诺维奇!我们触礁了……看来,螺旋桨撞坏了,舵也卡住不能动了……”

  船长生气地喊道:“见鬼,怎么会有暗礁?这儿是最深的大洋盆地!”

  “当然是的,这是图斯卡罗腊盆地。”我稍稍放心地想道。

  船长登上船长台。我仍在甲板上。

  “水手长和值班水手都到甲板上来,准备测深锤!”我命令。

  我睁大眼睛,看出船长俯身在话筒上。“是在跟机械师说话,”我心里想。电报机在低声地响着。船尾底下又传来一声巨响。电报声和机器运转声同时停止了。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从右侧放下测深锤!”传来船长的声音。

  我发了命令。水手长在昏暗中大声回答:“没有测到底!”

  “从靠近船首的吊锚杆地方测!”船长命令

  “两个量度零两分!”水手长报告说。

  “才十四英尺深?真见鬼!”我喊道。

  左侧的深度是十二至十八英尺,尾外是二十英尺。

  天亮了。我把身子探出舷外,极力想从下面哗啦哗啦响的暗黑色水中看出点什么名堂。人们把海的这种沉重而悠长的呼吸叫做长浪。我惊奇地感觉到,在又大又长的波浪上,这条船晃动得很有节奏。这种晃动,没有触礁搁浅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撞击状况。

  船长把我叫到船长台上。他把身子探出栏杆外面,紧紧盯住左侧的波浪。探照灯亮了。清晨的灰暗雾霭从船上远远地退走了。我发现,左舷下面的波浪比四周少——水波粼粼,水面平坦。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你把停船地点图拿给我!”

  “是,谢明·米特罗法诺维奇!”我回答,向领航室走去。

  “放舢板!”传来船长的声音。“别佳(大家都这样称呼第三助手),你带着测深锤上舢板。”

  船长遇险而不慌乱,使我对他更尊敬了。“好样的老头!”我心中想着,把量角器放在地图上,身后传来船长的脚步声。

  “怎么样?”他安详地问道,往地图上扫视一眼,我在地图的一个点点上——离千岛群岛很远的地点,在图斯卡罗腊深海盆地最深处别着一根别针。

  一个突如其来的猜想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海。

  “我似乎明白了,谢明·米特罗法诺维奇。”我说道。

  “明白什么?”

  “我们撞着沉船了。”

  “正是这样,”船长肯定地说,“百年不遇的情况,可我们摊上了,没说的……看看别佳那边测量得怎么样了?”

  我们走上了船长台。

  舢板停靠在轮船左侧。正象我们所预料的,甚至在离轮船不远的地方就测不到底了。

  已经是明朗的早晨,检查员和水手长从底舱回来,报告说没有漏水情况。这时,潜水救生组组长也上来了(我们带来海上救生组,是为了救一条搁浅的日本船。美利坚丸”)。

  潜水组长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海上工程师。他在船上走了一圈,来到船长台上。

  “开始吗,船长?”工程师问。

  “好的,动作快一点。”船长同意地说。

  “带您来救日本人,可我们自己也成了被救者。”

  两个潜水员在做潜水准备,这是两个彪形大汉,看得出是很有力量的人。我自己也曾短时间地潜过几次水,但从未见到过潜水员在公海上游水,我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

  在舢板上已测定沉船的大概宽度。滑板被固定在左舷上,从滑板上放下了窄舷梯。潜水员手持长竿子,开始下去,不时用竿子撑着船舷,在舷梯上晃动。接着猛地丢开梯子,转瞬间消失在水里了。水面上冒出了成千上万个气泡。

  潜水组长站在船舷上的电话机旁。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

  水平线上升起的太阳照射着轮船,船下显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大阴影。

  “往后面经过去!”工程师向电话里喊道,“对……好,爬过去!再往前呢?好的……”

  “什么,好的?”船长急不可耐地问。

  可是工程师什么话也没回答。我感觉到,在紧张的等待中过了好几分钟。电话机的膜片不时发出不清晰的响声。

  “试试到伙房或底舱里去,”工程师说着,把电话机交给第二潜水员。“哦,是这么回事,船长,”他的船长转过身来说道,“奇迹!真是奇迹!水底下有一条沉船向我们漂来,我们猛一下就撞着它了。我们的‘共产国际’号以船底特别尖锐著称,一下就夹在沉船的船身里了,象斧头夹在木头里一样,看来是紧紧地卡住了。沉船是一条非常老的木造帆船。桅杆自然全折断了。‘共产国际’的艏柱插到了帆船的伙房里,螺旋桨和船舵正好卡在帆船的一段船首斜桅下。谢天谢地,螺旋桨和船舵还完好无损。当我们试图开动机器的时候,螺旋奖撞在船首斜桅上了。这条老帆船的结实程度,真叫人惊叹不已!”

  “工程师同志,请告诉我,”船长问道,“一条沉船怎么能漂游这么久呢?并且还是在水底,象潜水艇那样?”

  “那很简单:这船是木制的,并且可能载的货物也是轻的。我打发潜水员到货舱看看,那儿有些什么。至于它在水下,那是您的轮船把它撞下去的,它原来可能是微微探出水面的……是的,当然,让它上来好了。”工程师中断自己的解释,向电记机旁的一个潜水员说。

  站在船侧的一群人,包括我和船长,望着从水里出来的潜水员,象望着从不知名的国度来的信使一样。他勇敢地潜到海里,在轮船下面很深的地方,到多年在大海里漂游的沉船上走了一趟。这位脱下了潜水服的潜水员,一双愉快的、稍稍顽皮的眼睛,丝毫没有现出疲劳的表情。

  在领航室召开的会议上,潜水员画出了这条沉船的大致轮廓,它的古老的形状很使我们吃惊。船长知道我始终对舰船,特别是对帆船的历史感兴趣,就问我能否说出它的吨位和年岁。照潜水员画出的粗略轮廓当然是很难于断定什么的,充其量这是一条相当大的三桅杆船,船身很宽,船尾稍稍翘起。我断定,从建造时间说至少在一百年以上。潜水员说,船身是用很坚固的木头制造的。看得出,货舱里堆满了体积很轻的软木块。

  工程师思考了一会儿,决定用爆炸的办法捣毁这条帆船的左舷,使能够浮起来的这批货物脱离船身。那时,吸满了水的木制船身就会因自身的重量而沉入海底,我们也就被解救了。

  “那么,就来解救我们吧,托上帝的福!”船长大声说道。

  工程师又沉思起来。

  “还有什么困难?”船长不安地问,

  “是这么回事:这件事要两个人来做,才能做得较快,而更主要的是,那样才较安全。如果不能通过货舱到达船舷,那就只好从外面把它凿破了,可这是很难对付水流的。幸而海上特别平静,否则那就太槽糕了。”

  “您不是有两个潜水员吗?!”我说。

  “潜水员倒是有两个,但要留一个在上面,安排在唧筒旁边,因为我们的一部分专家已经坐‘罗卓夫’号先走了。我正在思考怎么办才好。……”

  达时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多的潜水经验,我想:“我下去怎么样?”

  当然,在大海里潜水是可怕的,但我相信作为辅助力量我还是有用的。我向工程师说明我可以效力,去当第二潜水员。我见他不相信地微笑起来,就向他讲了我的条件。

  “那么,让潜水员自己来决定要不要你作助手。”工程师说。

  潜水员用鉴定的眼光打量我,内我提了几个有关潜水的问题,我的回答似乎使他满意。他同意用我做助手,但事先警告说,如果我撞在船身上出了事,那只能怨自己了。

  我仔细地听取了他的命令,同时想到,如果“撞在了船身上”,那未必还能记起他的忠告……

  大伙知道我要潜水,对我十分友好,热情,在给我穿潜水服的时候,我听到了水兵们惯常说的一些俏皮话。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戴上潜水帽后,我似乎一下子就同习惯了的世界隔开了。当我不特别灵敏地迈着穿潜水衣的沉重脚步,沿着舷梯丫去的时候,潜水员已经潜入船下不见了。我的全部注意力被我眼前晃动的暗绿色水面吸引住了。我必须用后脑勺压住排气阀,排出大量空气,同时在波浪没有卷间来时跳进水里。我做到了这一点,几秒钟以后,潜水帽的宙眼前一片昏暗。海水从左面向我袭来,我竭尽全力才抓住从右边斜伸过来的一样东西,可以向四周观察了。起先我只能辫识沉船的大致轮廓,这条沉船被“共产国际”号投下的弯形阴影历遮断。接着我看到了一个正方形的突出物,那是甲板上的建筑物的残片,再往前是一段木桩,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截断了的桅杆。潜水员正靠着它站着。我急忙游到他跟前,跟着他来到帆船船舷的旁边。

  在这覆盖着藻类、贝壳和黏液的很滑的斜面上很难行走,但迎面的水流支撑着我们。我们按照在船上时的约定,决定通过被毁坏的伙房到货舱里去。

  沉船船舷的线条清晰可见,从上面射下来的微弱阳光的反影到线条尽头处断了。

  再往前是一片昏暗,象是漆黑可怕的深渊的口子,我内心战栗了一下,你想想,船舷是悬在离海底八千米处……

  水波在沉船的甲板上晃动,一点一滴的阳光在奔跑。看着这暗淡的、淡绿色的光点,我极力想再现这条船的全貌。我曾受过描绘古老帆船的训练,这方面的记忆给了我一些帮助。根据厚层贝壳和漂荡着的长条海藻,我与其说是看到了,还不如说是猜到了这是一条船身很宽、结构坚实的三桅杆帆船。矮而圆的船头,高高的船尾,说明它是十八世纪的构造。从船首斜桅的非常粗的直径,可以猜出它的大约长度,这也是1—八世纪船的典列现象。大体说来,船身还保媳壮现形状,货舱舱口的顶盖还完好。在主桅的和前方有一个大凹渡。被我们轮船舱龙骨压坏的甲板垂下来,断了的栈粱凸出来,这一朗分显出遭到了可怕的破坏。破口和裂缝里的黑森森的颜色,更加强了这种破坏感。

  面对乱槽槽的折断的长木条和木块,我困惑莫解,正在发镕,我的同伴打开强光的电灯,草地向友拐去。象我“在理论上”所推测的那样,那儿撞船时没有破坏的后甲板的右走廊发着乌黑色。我打完了我的电灯,和潜水员肩并肩地向昏暗中走去,用脚试探着甲板板面的木板。在我们的右边,可以勉强看到暗淡的光线,我猜想那是从船尾后窗透进来的,更确切说,是从残留下来的所谓后窗透进来的。货舱舱口(如果还有舱口的话)无疑已落在我们后面了,大概是在稍稍右后方,我们由于深入到船尾而越过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很快地想象出,光线可能是从海员舱透过来的,而在海员舱的对面,通常应该是船长室。在我右面的、现在还有明显的暗淡光点晃动的侧板上,应该有通往船长室的入口,船长室里可能保存着这条船的秘密。我毅然地向右拐去。淡红色电灯光在没有洞眼迹象的暗褐色侧板上晃动。我把戴着橡皮手套的一只手放在侧板上,在一层泥泞的板子上摸索,很快就摸到了门框的边缘。

  “看来门就在这里,”我这样断定,开始用肩膀撞墙板。但门没有开。我用一根铁棍敲墙板,在第四下里把一块木头敲穿了,铁棍差一点从我手中滚落在空处,掉进门内的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推门,这时潜水员的电灯光圈在我身后扩散开来。他把戴着潜水帽的头凑过来,我在半昏暗中看见了他那惊讶和兴奋的面孔。我向他指出那扇门。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候,传未了工程师的声音,他倔强地重复着:“大副同志,您怎么啦,为什么不回答?”

  我简短地报告说,改进了伙房,一切正常,我们马上就到货舱里去。

  电话机里的声音很放心地停止了,我又把全部心思用在通往船长室的这扇门上。对于门后就是船长室,我是坚信不移的。

  潜水员用手摸着门框的边缘,把一根小铁棍插进门和门框之间。

  “见鬼!大概这扇门得朝外开。”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用力帮助潜水员开门。

  不到两分钟,我们已站在那间曾作过船长室的黑漆漆的房子里了。由于太黑,我始终想象不出船长室的确切样子。脚下的地板平整光滑。有些木块(大概是家俱的碎片)不时撞在我们身上。

  我的沉重靴子的靴头碰着一样什么东西。电灯光照着侧放在船舱左侧的四方形箱子的一扇。

  “啊哈!”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马上,象从完全另外一个世界里传来工程师的声音:“什么事‘啊哈’?”

  “没什么,一切正常。”我匆匆回答,就弯身看那箱子。

  箱子不重,但我全身的仪器已经够沉重了,这不习惯的工作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拿起箱子来就感到是额外的负担。

  潜水员这时在船长室右面走了一趟,也发现两个不大的箱子,夹在腋下就过来了。他看见我捡到的东西,满意地点了点头。在船长室里,我们再没有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就开始通过电话和上面“商量”。我们和船上谈好后,把找到的东西带回到了甲板上,放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接着又下到水下走廊里,这回不知怎地很快找到了通到船舱的过道。

  以后的情况我未必能讲得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在那些狭窄的、堆满东西的过道里操作真是困难极了。我和潜水员终于完成了任务,把一些炸药放置在船的底部和右侧。

  一切办完了,电线的联接也检查过以后,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我无力地靠在挨着船的尾舱的大支柱上。潜水员理解我的处境,让我歇一会儿。我好不容易上到沉船的甲板上,对那若隐若现的黯淡阳光感到一种迟钝的高兴,最后一次看了看沉船甲板的不寻常情景——在混浊光线下显出船的右舷和突出来的船首斜桅的断肢。

  我发出“上去”的信号。随着我接近水面,不断增多的大量光线向我涌来,波涛以猛袭相威胁。海面上的光亮使我感到突然而愉快……一双灵敏的手把我的潜水帽、潜水衣脱下来的时候,我的同伴也被曳上来了。

  我疲倦地靠着缆柱坐下,用钦佩的目光望着潜水员。第二次下海后,他那朝气蓬勃的神采看来丝毫也未减少。

  “呶,你们的大副是好样的,”潜水员对船长说,“该对付的都对付了!我和他,更确切一点说,就是他,还做了一项考察工作,在船长室找到了一些东西。”他向已经弄到甲板上来的猎获物方向撇了一下头。

  “这个以后再说,”工程师说,“现在我们要点火了。”

  所有聚集在甲板上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盯住褐色的手摇发电机箱子,工程师跪在前面捂着箱子的把手。他越摇越快,这个小机器发出悦耳的嗡嗡声。大家屏息静听,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只有高高的船舷外传来的波浪声。

  工程师纤细的手指在闭合器按钮上只轻轻按了一下,水下就响起了轰隆的爆炸声,震得人神经难受。“共产国际”号摇晃了一下,它的钢铁身躯象大钢琴般嗡嗡作响。船左侧掀起一个巨浪。黑木的碎片在向上涌出的大量水波中闪动,几秒钟以后,水面上布满了发黑的软木条——这是沉船货舱里浮出的货物。全体海员,从船庆到炊事员,全神贯注地等着要发生的事。

  传来有力而低沉的嘎吱声,嘎吱声之后轮船轻轻地震动了一下,好象从下往上被推了一下。我们继续等着,但再没有听到什么了,只有波涛照旧发出哗啦声,还有爆炸后浮上来的碎木片撞击船舷的声音。

  工程师用平静的声音打破大家的沉默:“怎么样,船长,启航吧!”

  “怎么,全利索了?”船长猝然一震。

  “当然利索了!”

  船长健步走上船长台,响起了电报声。机器突然运转起来,但再也听不到可怕的撞击声了。轮船复苏了,启航了。船头下面,波涛哗哗响。

  “共产国际”号拐一个弯上了航线,这时我们一齐叫起来:“工程师——乌拉!……”

  “各就各位!”传来船长的命令。他破例在船长台上抽起烟来,甲板上已空无一人。

  我不由地从缆柱旁站起来,走到水下冒险的同伴潜水员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回头向船舷外面看了一眼,那边远远的波涛上,浮动着大量的从帆船上炸上来的碎木块。我杯着象干了谋害行为的感觉想像到,那只“死后”还违抗海洋意志那么久地漂游着的帆船,现在正沉入海洋的深处哩……一直支配着我的强烈兴奋情绪,现在衰弱了,完全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身体和脑子的不可克服的疲惫。我叫一个海员把我们捞上的箱子拿到领航室,自己就蹒跚地向船长台走去。

  船长看见了我,向我伸过两只手来。

  “您是好样的,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真是好样的!谢谢您啦。晚上让我们同主要的救命恩人一道喝一罐子糖酒。”他用手势指着工程师的方向。“您去休息吧!看您多累了!……”

  我很快走下船长台,淋浴后,来到自己的船舱里。我的在床上,似乎一会儿看到了水下的昏暗光线,一会儿看到了太阳光点的晃动,一会儿看到帆船底舱的一片黑暗……由于机器的运转,船舱内有节奏地微微抖动;轮船在安详地沿着自己的航线行驶。接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就越出脑外了。……一分钟以后,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当我觉得有样不寻常的东西等着我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一下子就记起了那个拾得的箱子。我穿上衣服,急忙吃了点东西,马上到船长室去,在那儿碰到一大群喝过上等糖酒因而活跃起来的人。我也是最喜欢喝糖酒的一个。我一来到,船长就吩咐把防水布铺到地毯上,我们开始启开那找到的箱子。先用凿子凿,没有凿开,箱子是用很硬的木头做的,后来用斧头才把它砸开。这时,全船舱散发出一种呛人的气味。

  真使我们失望,箱子里只是一团象稀粥似的掺杂着碎皮子的碎纸屑——这就是航泥日记薄残留的东西。船长、工程师和机械师看到我和潜水员拉长着的懊丧脸孔,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又打开潜水员找到的小箱子中的一个,里面是一个古代的铜制的六分仪。我擦去铜绿,现出了刻上的拉丁字,意思是:六分以是“达尼厄里工匠制……”——我忘记了工匠的姓——“于格拉斯哥,1784年”。这些资料实质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任何船上都可能有英国仪器。由于这些英国仪器非常坚固,所以能够使用许许多多年。

  但是第三个箱子却给我们带来了达到预期目的的人所熟悉的快感。第一次试图启开它,那陈旧的木制外壳就在我们手中崩裂了,明亮的电灯光下露出一个不怎么发亮的锡罐子。锡罐子四周蒙上了一层水珠。锡罐子的盖子是紧紧推进来的,已经没有法子启开,我们用机械师带来的手锯从顶面把它锯开。罐子下面有第二个盖子,那是一个象螺丝般拧住的平面盖子,中央有个环把。我们比较容易地把它拧开了。田子里面发出潮气,但没有一滴水。我们胜利地从罐子里取出卷成小筒的一卷纸来。

  这一天,我们第二次一致喊起“乌拉”来。

  这是一束卷得不经心、稍稍揉皱了的,然而卷得紧紧的、容易撕裂的灰色纸,它成了俯在它上面的一圈脑袋的注意中心。不知是因为某种化学过程呢还是因为罐子里的潮气,每页纸的上下两部分所写的东西全消失了。纸束外部纸面上所写的字也是同样遭遇。只有纸束中间部分的不多纸页,以及一个叠成四折塞进纸束里的淡黄色结实纸页,上面的字迹还完好无缺。这一页纸成了我们了解发生的全部事情的一把钥匙。

  粗大而不均匀的字母稍稍歪斜地布满了四页黄纸。上面的古代英文字真有点难读。我和工程师辨识着所写的内容,碰到困难时其他同志也帮忙。

  那页单独的纸上写的大致是:

  “1793年3月12日,午后6时。南纬38度20分,东经28度45分,按早晨计算。至尊的上帝的意志降临我头上。不相识的人们,请你们接受我最后的敬意,并读一读我在此写的消息。我,厄弗腊依姆·哲谢里顿,美丽的‘圣安娜’号船主兼效船长,认为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几分钟了,急于把自己沉灭的情况告诉你们。

  “我于3月10日治晨驶出卡普什塔得,向孟买方向进发,途经桑给巴尔。白天驶过布里角,出布里角后遇到向我船凶猛袭来的异常大浪。将近晚上,从东北方向刮起猛烈的风暴,帆船被迫向南漂泊。第二天,‘圣安娜’号同越来越大的风暴搏斗,飘泊一整天。第三天早晨,暴风雨更猛,达到前所未见、不可想象的程度。我船全部桅杆接二连三地折断了。全体乘员的勇敢精神不止一次地挽救了这条就要覆灭的帆船。但命运给我们安排的苦难遭遇没有尽头。一连串的特大浪头无情地向我船袭来,这条船也象它的指挥者一样在野蛮的搏斗中把力量消耗尽了。船头和船舱漏水使‘圣安娜’号失去了平稳。下午5时船头扎进水里,船身歪斜,开始下沉。这最后的、不可挽回的悲惨时刻,我正在自己的船舱里。我刚一走进来,竭力拿出……”接着是一团很不清楚的笔迹,往下又可以读明白了:“……船的可怕的破裂声,倾轧声,嚎啕声,咒骂神灵的声音,超过了风暴的怒吼声和波涛的哗哗声。我跌倒了,头碰出血来,滚到船舱的内侧板边。我站起来,企图从己处于上方的侧扳中央的门口出去。但这扇厚门已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使劲也推不开。我气喘吁吁,满身是汗,最后疲惫不堪地倒在地板上,对即将面临的死亡己不在乎了。我稍稍恢复常态后,又试图砸开门,先用椅子后用桌腿砸门,把椅子和桌腿砸坏了,门却一丝未开。我又敲又喊,直到精疲力尽,但谁也不来帮助我。我深信我们的人死绝了,开始等着末日来临。时间过了很久,但船舱里进水很慢:一小时进水不超过一英尺深。我被这场惨祸弄得心神不定,没有马上意识到,船上的很轻的货物(我们从葡萄牙运来的软木)和“圣安娜”号船身的出色坚固,使得这条船没有马上沉下海底去。因此,我在沉没之前,还有些时间来回忆我的发现。我切望把它们交给人们,由于疏忽大意和渴求充实这些发现,我没有能够早日做到这一点。

  “我研究澳洲和非洲之间深海的尚未整理的笔记,保存在一个特制的罐子里。我把自己的最后笔记装在那里,是希望我的漂浮在海洋上的船的残骸或许会冲到岸边,或许被谁在海中发现。我知道,人们总要在船舱里找珍物或文件。……这儿奇迹般保存得完好的船灯的灯油就要烧尽了,船舱里已经是三英尺深的水了。飓风的凶猛吼叫和船的摇晃丝毫未减轻。我听到从‘圣安娜’号上滚过的巨浪声。我的全部意向就要完了,我就要在这条密封的船里可怜地死去了。但是人无论怎样软弱,怎样微不足道,总还抱着一线希望。如果我自己不能获救,那么我的手稿还有可能被人们读到,那么我的事业就不会落空了。……

  “不能再延宕了。水进得越来越快了,我站在上面写字的柜子快要淹没了,我手里正拿着装笔记的罐子。永别了,我不熟识的朋友们!不要保守我的秘密,象我这个可怜的狂人所做的那样。把我的发现公诸于世吧。实现上帝的意志吧。阿门。”

  工程师译完最后一句话,我们大家沉默了好久,深深为这个很久以前死去的人的遇险和勇敢精神的故窃所感动。

  机械师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气氛。

  “请想想,他是怎样在那暗淡的古代油灯下,密封在那下沉的船舱里写这些宇的。在古代有着坚强的人啊……”

  “我们认为,今天也有这样的人。”船长打断他的话。“让我们算一算:他是在1792年写这些字的,那就是说,这条船在同我们相遇时为止,已经漂游了一百三十三年了!”

  “使我惊讶的是另一件事,”工程师说,“请看遇难的经纬度。船是在南非的某处遇险的,而我们是在千岛群岛附近遇上它的。……”

  “这很容易解释,”船长拿过一张海流大地图,回答说。“请您自己看。”船长酌粗手指,在海样的蔚蓝色背景。上的蓝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海域上划动。“这是南纬地带的很强大的海流。遇难地点无疑是在它的尽头,卡普的东南。海流向东,几乎到南美的西海岸,从那儿折而向北。它在这儿和向西的,几乎到菲律宾群岛的南赤道强大海流相遇。看这地方,在民答那峨岛对面,有着复杂的旋流,因为这儿还有各种逆流。某些水流由此往北,流向库罗锡沃。这漂游棺材的路线不是很清楚了吗……”

  坐在我旁边的潜水员激动地问工程师:“首长同志,那么他是死在自己船舱里的?”

  “当然是。”

  “那么我和大副为什么没有找到他的尸骨呢?”

  “这有什么奇怪!”工程师说,“难道您不知道骨头在海水里金逐渐溶解吗?一百三十三年,足够溶解掉了……”

  “可恶的海!”检查员说。“致海员于死地,连骨头也不给剩下。”

  “为什么可恶?”我反驳说,“海埋葬人比陆地更好哩。在从非洲到库页岛的的广阔海洋里溶解掉,这有什么不好?……”

  “你们听他说的!”船长想开个玩笑,“照他的说法,莫如自己投入海里寻死好。”

  但是谁也没有被他说的笑话逗得笑起来。我们全都默默地注视着那几页保存完好的手稿。字迹和前者相同,但更细致更均匀。这手稿一定是在安定的思考时刻写的,而不是在面临死亡时执笔的。使大家失望的是,就是没有完全损坏的那几页,也已经读不明白了。墨迹淡漠不清。辨认外国文字,并且是不熟悉的古代用词和术语,对我说来是力不从心的事。我们挑出读得懂的几页。这种页数少得很,但可喜的是页页相联。这几页所以保存下来了,只是因为在纸束的最中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尽管数量不大,然而很完整的一个手稿。我现在还能完全准确地记住它的内容。

  “……第四次测深是最困难的。长方形吊车弯曲得嘎嘎作响。五十个乘员在绞盘旁边干得精疲力尽。我对横梁的坚固感到很高兴,花了许多精力来建筑这条能够在纬度40度地带畅行无阻的十分坚固的大船,一般说来我对这一点也是满意的。经过四小时的顽强劳动,波涛上面出现了一个铜圆筒:这是我用来从海底提取水和其他物质样品的一个发明。助手迅速地拧转长方木吊车,沉重的铜圆筒被吊起来,在甲板上空晃动。在巨大的压力下,水从阀底细细流出来。这时,水手长操纵控制杆,但弄得不成功,结果撞在俯身拾起最后一个大缆环的水手林贸姆的太阳穴上。林贺姆象中弹一样倒了下去,血从伤口涌出。他翻着白眼,嘴唇紧闭,毫无血色,说明他伤势很重。他倒在铜圆筒下面,圆筒里流出的细细水线正好滴在伤口上。但我们走过去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的伤口不知为什么不再往外淌血了。过了不到一小时,我们把林贺姆送到了医务所,这时他已经苏醒过来了。他康复得出奇地快,尽管因为脑振荡以后有头痛现象。他的伤口在第二天就愈合了。

  “伤口愈合得闻所未闻地快,起先我没有想到是因为深海里取来的水滴到伤口的缘故。但水手们很快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于是船上马上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船长从海底取来了活命水……

  “早上,水手斯密特到我这儿来,请求用这种奇特的水治治他手上的化脓性溃疡病。我把手帕在昨天取来的水里浸了浸,交给他,自己仍在研究这种水。它的比重很大,比一般海水重得多。这种水注入透明玻璃杯里,颜色也不寻常,呈很浅的灰蓝色。此外,再没有其他独特之处,甚至没有特殊的味道。我装了一大瓶水作样品,打算给我在爱别尔金当化学家的一位朋友去研究。干完这活以后,我感到精力出奇地旺盛,充满朝气,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特殊的生活喜悦感。我认为这是喝了深海里的水的结果,看来这是错不了的。至于斯密特的溃疡病,经过两天也完全好了。从那时起,在驶往英国的途中,我在船舱里一直带着一瓶这种奇特的水,用它治各种外伤,甚至还治胃病。

  “这是我在深海里的第三个发现。在此以前我认为最出色的一个发现,是在布里角西北的一万七千英尺深海里找到了特殊苛性红水晶……

  “我向往再作两次定期航行,运两批货物卖钱——该诅咒的金钱!——在那之后,我就有条件研究从卡普开始、在南纬40度以上往南的深海地区了,厄特勃里支船反曾发现那儿有几个范围很大的深海盆地。我想,在这些神秘的大盆地里,我将找到保存在深梅里的古代物品,深海里面既无海流,又无波涛,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到海面来的。……

  “要是伟大的拉别鲁兹知道了我的发现,那会多么高兴啊!是他把自己的猜想告诉我,并且把我的思路引向了南纬地区的深海里的!但死神过早地夺去了这位天才人物的生命。我认为把我的发现公诸于世还为时尚早,在没有研究厄帖勃里支深海盆地以前还不想这样做……”

  保存下来的最后一页,写的日期是“1791年8月20日”以下的话是:“……在向东航行离卡弗尔东海岸一百海里的地力,我们遇到了一条荷兰商船,它的船长说,这船是从东印度开往卡普什塔得的,为了避开飓风,不得不折而向西。三天前,那条船闯到海上某处,那儿掀起高高的柱状波涛,宛如无形的高大坡璃筒里盛着的木柱一样。这些波祷向他的船袭来,船长担心船的接缝地方裂开,担心索具的蒙面材料出问题。船果然很快就漏水了。幸好危险区只有几海里宽,商船开足马力顺航驰去,闯过了栓状波涛地区。这位不好虚构的普通航海者居然观察到了这种罕见的、几乎谁也不知道的现象,这使我很感兴趣。我也见到过这种现象,我猜想,总是在那圆形地区出现这种波涛,这说明……”

  这一页写到这里就完了。以上是我们能辨认的全部笔记。……

  “共产国际”号这次返航回到海参威以后,我受命到“叶尼塞”号说工作,这是从日本买来的一条新海轮。这条九千吨级的货轮正开往列宁格勒,我被任命为这条船的大副,可以说这是对我积极参加救护“共产国际”号的一种褒奖。我真不愿意离开“共产国际”号,离开它的船长和全体船员,在两年的航海中我和他们是那么熟了。但是新的大航线的重要性战胜了这一切想法。告别宴会上我沉痛地吻别老船长和同船的全体同志。

  “叶尼塞”号顺道把木材运到上海。从上海到新加坡去装运锡。然后绕道几内亚海岸到普安特-努瓦尔购买刚上市的非洲廉价铜。之后,我们不经苏伊士运河而经卡普,环绕非洲航行,也就是说正好要经过“圣安娜”号沉没的地点。简单地说,这是最使我感兴趣的航线了。我把自己的不多几件什物,包括装着哲谢里顿船长的珍贵手稿的锡罐子,放进“叶尼塞”号的一间很好的大副船舱里,完全投身到接受这条船的无数繁琐的事务中。在这条船上航海,象其他许多日日夜夜航行于各大洋的船只一样,没有什么好对你们说的。我经常同船长一道张罗绘制不熟悉地区的航线图,并为运货业务操心。纬度40度地区的狂暴水流饶恕了我们,没有给我们以猛烈的冲击,但到开普敦的时候我还是相当累的。高兴的是,当地要和我们的代表接洽,准许我们在开普敦停泊,我可以上岸好好玩两三天,游览这个迷人的城市和它的近郊。

  我和海员们通常的爱好不同,不是去观看爱德捷列街备部落的熙攘生活,而去欣赏这远离祖国的海角景色。开普敦的宏伟壮丽使我感触很深。我登上桌子山的顶峰,鸟瞰环绕宽阔桌子湾筑起的白色弧形城市。左边,向南远远望去,沿着半岛上平坦的圆顶山的山麓,伸展着一汪齿形缘饰般的海湾,在明朗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拍击海岸的浪花的泡沫,象一条耀眼的白色带子,和岸上一弯金黄色镰刀似的沙子黄白相衬。往后向北看去,一个接一个的淡蓝色山峰蜿蜒起伏。尖顶的狮子山把半月形的开普敦同锡朋特的沿海部分隔开。在锡朋特城上,可以观看拍击海岸的大洋波涛的力量。我到半岛的梅津堡去过,领略过叶戈尔海流的绿波,心中产生一种喜人的愉悦感。

  经过温堡的著名万迭尔什帖利葡萄园时,我喝了上等的百年陈葡萄酒。我坐在汽车里,不倦地赞赏那巨大的橡树和在具有特殊香味的松树下建造的荷兰古老房屋。呆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天,我雇一辆出租汽车,游览了滨海林荫道,一条从锡朋特凿岩向南铺筑的道路。恰普曼山峰的火红色悬崖伸到恕吼的波涛里。海风刮起盐水的飞沫飘落到脸上来。我在海风吹拂下,受到海洋威力的鼓舞,走过十二弟子山的山坡,过了坎普湾,决定孤身在海岸城市锡朋特郊外度过夜晚,我上次游开普敦时知道这儿有个小酒店。天黑了。消失在黑幕中的诲以低沉的哗哗声使人知道它的存在。我经过铺着沥青的林荫道,向右拐去,走到一扇我熟悉的那种淡绿色门前,门旁两个圆柱上的毛玻璃球灯把门照亮。我走进去,海员们喜欢的低矮厅堂里充满香烟的烟雾和酒味,欢声鼎沸。店主人知道什么最能打动海员的心,台上送来了精制小提琴弹奏的布拉谟斯①的温柔曲调。

  【①舒尼斯·布拉谟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译注】

  那天晚上,我不觉沉浸在即将离别的轻微忧伤中。离别一个又很喜欢又很陌生的地方的那种忧伤,你们谁没有经验过呢?!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轮船就要启航,你也许要永远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了。你作为一个陌生人,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走过了这个异国城市。你观察过你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生活不知为什么似乎总是温暖美丽的,而事实上可能并不如此……

  我怀着这种明显而忧郁的情绪,在靠墙的凸出处的一张小桌旁坐下来。被我的发亮的肩章所吸引的招待员,很殷勤地快步走到我跟前,我要了一大瓶酒,来为自己饯行。我点着一袋烟,注视着海员们和盛装姑娘们的活跃发红的脸孔。我要的一大瓶加了橘子汁的糖酒真好,它引起我很多的遐想。我沉浸在对异国生活的从容不迫的思考中,想到不是生活在那儿的那种美好的权利,它总是使一个机警的旅行者上升到同周围的人不能相比的高级程度。

  小堤琴重又独奏起来,这次奏的是挲腊萨杰的古普赛小曲。我一向爱听这种曲子,那倾诉着渴求到远方去的志向、离别的忧伤、对不可理解的事情的淡淡思恋的声音,使我入了迷……曲子蓦然中止。我神志清醒过来,伸手到口袋里拿火柴。这时台上出现了一个不高的少女。我的心象针扎了一下——我感到,这样美丽的少女出现在这么一个小酒店里是太出乎意料、太不相称了。我很难于描绘她的美丽,也用不着我来描绘。少女在一阵赞美声里快步走到舞台前线,开始唱歌。她声音不宏亮,但很动听。座间鸦雀无声,显然都爱听她演唱。她唱的几支曲子,据我所能听懂的,全是忧怨的爱情曲调。我喜欢那纤细的独特风格的曲调,这很适合她演唱。她唱完走进幕后时,雷鸣段的掌声和欢呼声还要她出来。

  她又出现在舞台上,这次穿的是一件露体的衣服。在观众赞许的笑声中,她跳起脚跟踏出节奏声、重复着一些热情的主旋律动作的舞蹈来。这舞蹈和主旋律同少女的出众美丽那么不协调,我产生一种类似屈辱的感觉,便把脸转过来背向舞台,自个儿斟酒喝……然后一个劲地抽起烟来,并且掏出表……我还没有看时刻,又霍然转身看了一下舞台。原来这少女又换了装。这回,她穿一件领上绣着花边的黑天鹅绒衣服,使她具有一种古代悲剧的风格。我一边抽烟,一边听她唱的歌词里的头几句话。当响亮的歌声里有“圣安娜”船名闯入我的意识时,我全神贯注地紧跟歌曲的迅速拍节听着。的确,歌词里讲到游遍南部海洋的哲谢里顿船长,讲到“圣安娜”号的高高桅杆,还讲到(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奇!)船长在靠近太恩岛的途中取到可使活人快乐、使死人复活的活命水,接着又同帆船一道消失不见的情景。少女唱完这支歌,行个礼转身走了。

  我从惊呆中放过来,跳着大声喊:“再来一次!”使邻座的人大为吃惊。

  少女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也很惊奇,她笑了笑,就摇着头很快走下了舞台。

  我冷静下来后,因为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情而感到不好意思。但少女的歌曲不让我去想别的事情。我绞尽脑汁地竭力猜测覆灭的帆船和开普敦酒店女歌手之间的联系。我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想找这姑娘问问这有关的一切。

  这时我一抬起眼睛,见她正站在我跟前。

  “晚安,”她低声说,“您喜欢我的歌吗?”

  我站起来,请她在我桌前坐下。我把招待员叫过来,给她要了一杯鸡尾酒,这时才注意看她的脸。她脸上显出疲劳的苍白色,说明她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她那鄙视似地翘起美丽鼻子的姿态,配上叫人喜欢的、似乎难为情的笑容,显得很协调。光滑的天鹅绒衣服紧紧裹住她的身子,显出高高的乳房。

  “您不多说话呀,船长,”少女有点嘲讽地说,故意提高我的官衔。“您是谁,您的祖国在哪?”

  当少女知道我来自苏联后,就怀着毫不掩饰的兴趣打量起我来。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安(安娜)·哲谢里顿。”

  这时,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强烈跳动起来。她问起我那遥远祖国的情况。但我的回答很简短,我的思虑完全沉浸在延续多年的命运的线索里,这线索现在那么奇怪地把这个少女和我在沉船里找到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终于找了个机会问起她的亲人以及她同歌中唱到的那位船长的关系。安的富有表情的脸蛋儿一下子沉了下来,她显得很高傲,一句话也不回答我。我坚持要她回答,同时暗示,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对哲谢里顿船长感兴趣,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有权利这样要求她。

  少女忽然直起腰来,两只大眼睛怀着明显的恶意瞧着我。

  “我听说俄国人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一板一眼地说。“可是您……您却象所有的人一样。”她用一只纤细的手朝嘈杂的、满是烟气的厅堂画了一圈。

  “您听我说,安!”我试图表示异议,“要是您知道是什么引起我的好奇心,您就……”

  “反正一样,”她打断我的话,“我不想也不能跟您谈重要的事,不想在这儿谈自己的事,特别是当我……”安嗫嚅不说了,然后继续说:“要是您认为,您的钱可以使您有权侵犯我的灵魂,那么晚安,我现在心情不好!”

  她站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因事情的忽然逆转而十分懊丧。

  安见我伤心的样子,眼神柔和了,她以体谅的神情请我送她回家。我交了酒钱,便一同走出酒店。近海的气味和响声使我们精神爽朗。穿过宽大无人的街道时,我挽住安的手。右边很远的地方,海角象巨物似地伸进海里。左边,电灯照亮的屋构和格林朋特树林那边,有座灯塔在信号山上闪着亮光。

  我们在两旁小树成荫的林荫道上走着,我开门见山地讲起我在“共产国际”号上的最后一次航海和那艘沉船的故事。最后我说,哲谢里顿船长的笔记在我的船舱里。安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

  这故事看来完全吸引了她。接着,在一个小花园围墙门前,她突然站住了,里面有一间很暗的房子。高高柱子上的电灯光穿过矮树树冠照下来,我清清楚楚看见少女的忧郁的大眼睛。

  她凝神看着我,她的眼神和她的嘲讽语调很不一致:“是的,既然您这样善于编造故事,看来您是个真正的海员……”

  安轻声地笑了,拽住我制服上的一颗钮扣,轻巧地踮起脚尖,吻了我一下……就在这一忽儿,她在围墙里,在电灯光照不着的树荫里消失不见了。

  “安!……等一会儿!”我非常激动地喊道。

  没有人回答我。我怀着模模糊糊的失望情绪站了半分钟。然后转过身来,沿着林荫道刚走几步,安的声音又把我叫住了:

  “船长,您的船什么时候启航?”

  我看了看手表的发亮字盘,冷淡地回答:“四小时以后……您叫我有什么事,安?”

  没有回答。我只听到一声轻轻的关门声。

  到轮船上去还早,回小酒店我又不愿意。我朝信号山闪烁着星光的方向,沿着海滨信步走去。绕过山到海港去不过四公里,这一路上我一直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模糊感觉……走到格林朋特树林前面的时候,从大海上吹来的海风,徐徐拂面。而在此以前,我有多少次感到面对着大海,是不值得忧伤的……

  消晨,我走到维多利亚船坞和木伊尔角之间的宽阔林荫道上,半小时以后,我已在观看海湾里的红色浪峰,等着快艇了。“叶尼塞”号早在昨天就开到了碇泊场,在准备起锚远航了。

  我回到轮船上,走进我的船舱,躺在沙发上。船长在歇班,但我却不想睡。我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浇了一阵,然后喝了点热咖啡,就走到上面的舰桥上,观赏城景,这座城市的迷人的美在两次造访中都深深刻到了心坎上。我真想在这儿,在富有幻想色彩的山麓下,在离海很近的地方多呆一些时间。海湾的蓝水为两条防波堤的直线所切断,城市里的白房子一层高出一层。再上面是一片大树的浓密绿荫,树林上边耸立着魔王山的陡峰和桌子山的灰色峭壁,它们构成山的最高一层。往右,在海岸的大弧形后面,就是锡朋特了。

  上层前甲板上的大钟一声巨响,宣告锚链垂直。轮船的汽笛声和起锚纹盘的运转都是一种习惯性的语言:“起锚了!”接着,“叶尼塞”号掉转船头,发出信号,就开始全速航行

  时间在流逝,当“叶尼塞”号改变航向,掉头向北的时候,耀眼的阳光烤得甲板发烫。开普敦的三座山的轮廓渐渐地没在海里,在波涛后面消失了。

  我给船长换班,站在船长台上。

  过了一会儿,船长满脸笑容,拿着一张纸走到我跟前,说道:“这是我按到的,但看来是打给您的——您没有白白在城里呆这么些时间。”

  我摸不着头脑,从船长手里拿过一份电报,这是报务员刚收到的:

  “俄国轮船船长收。我为昨天的事惋惜,我们应该再见面,再来此地时请一定找我。安。”

  在这一瞬间,我眼前似乎又出现了这位少女的非常可爱的面孔……接着,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重又抓住我的心。我克制这种感觉,平静地把电报折叠起来。我确信,即使不是永远离别开普敦的话,也要离别许多年。我甚至不能给她回电,因为她没有想到要把住址告诉我……

  我举起手来,伸开五指。海上的清风忽地卷起电报,在空中兜几圈,把它吹落在螺旋桨激起的浪花里……

  我一到列宁格勒,就立刻去办我的事。

  我跟海洋专家谈了哲谢里顿的发现,他们困惑莫解,抱着怀疑态度。

  我听从一位朋友的态见,去求教一位著名化学家——韦烈斯科夫院士。老人家听了我的讲述,精神振奋,对我说,在古代形成的海洋盆地里,我们肯定可以在深处找到很久以前从地表遗落的物品——矿物和薄纱之类,它们具有和今天众所周知的性能遏然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但必须在古代形成的海底深渊里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在世界大洋里很少,只在澳洲和非洲之间的南纬地区才有。但当我问他,我找到的手稿有什么直接科学意义时,院士只讲到点不明确的意见,说指出经度和纬度是有一定念义的。之后,这位科学家对我说,根据我以这种不寻常方式得来的资料,谁也不好做出什么结论。只有进行专门的考察,才能检验哲谢里顿的发现。但问题是:谁愿意利用这种可疑的指导来进行代价这么高的远途考察呢?……

  当我离开这位科学家时,我感到有一种象在遥远的开普敦时一样令人失望的、若有所失的忧愁。我觉得十分明确、十分重要的事情似乎一下子变得不明白了。

  我懂得了:一生中所遇到的意外事情越是不确定,越是奇特,那么要把它说得令人信服就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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