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尽人皆知，用不着讲的了：自从她的著名的客人们已经确信这个严肃的行动并不要求他们付出辛勤的努力，他们便做出一副普通人的样子，而看到自己的家宅充满着嘈杂和各式“主义”的狄奥蒂玛则感到失望了。她作为一个心地高尚的人不了解谨慎的准则——按照这个准则，人们作为不担任公职的人采取与从事自己的职业时截然相反的态度。她不知道，政治家们在会议厅里互称无赖和骗子之后便会在餐饮室里友好地并排坐在一起共进早餐。作为法学家判了一个不幸者重罚的法官们，在审判结束后以普通人的身份关切地和他握手，这个她知道，但是她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可值得非议的。女舞蹈家们除了她们那不正经的职业活动之外常常过着一种家庭主妇的无可非议的生活，这个她有时听人讲过，甚至觉得这颇感动人。王侯们有时脱下王冠，为了当个纯粹的普通人，她觉得这也是美好的象征。但是当她觉察到，精神界的王侯们也一味地隐姓匿名，她便觉得这种双重态度很有些古怪。这是什么癖好，哪个法则是这种普遍爱好的基础并导致在职业以外的男人使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职业以内的男人身份一无所知？下班后，他们焕然一新，这时他们看上去就恰似一间清扫过的办公室，写字用具收藏在抽屉里，椅子摆放在桌子上。他们由两个男人组成，人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晚上还是在早晨回归自我？
不管她的心灵恋人称所有聚集在她周围的人的心意并尤其与年纪较轻的人热心交往让她感到脸上多么有光，有时看到他纠缠于这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这仍然不免让她感到气馁。她觉得，一位精神王侯既不可以为与普通精神贵族交往如此操心，也不应该欣然接受活动的思想市场的影响。
原因就在于阿恩海姆不是精神王侯，而是一位大作家。
大作家是精神王侯的继任者，在精神世界相当于已经在政治世界发生了的富人对王侯们的取代。如同精神王侯属于王侯时代，大作家属于大型战斗节日和大型百货公司的时代。他是精神和伟大事物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人们对一位大作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他拥有一辆汽车。他必须经常旅行，受部长们接见，作报告；让公众舆论的首脑们觉得他是一种不可低估的道义上的力量；需要在外国证明人性时，他便是国家精神的代表；他在家里，则接待显要宾客并且在百忙之中还得想着自己的买卖，他必须以不可以让人看出紧张的杂技演员的那种灵活机智去做这买卖。因为大作家并不简单等同于一个挣钱多的作家。年度或月份的“最畅销书”他永远不必自己去写，他对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就足够了。因为他是所有的评奖委员会的成员，签署所有的号召，撰写所有的前言，作所有的生日讲话，对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发表意见并且在必须显示人们有多大成就的地方到处受到召唤。因为大作家在从事自己的全部活动的时候从不代表全民族，而是恰恰只代表其先进的部分，代表几乎已占多数的出类拔萃人物，这使他心头笼罩着一种持久的精神紧张。当然是他今天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导致精神的大工业，正如它反过来又逼迫工业向精神、向政治、向控制公众良知发展；两种现象在中间相切。所以大作家的角色也并非是指某一个人，而是社会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带有一种时代培养出来的比赛规则和职责。这个时代的崇尚善行的人的观点是，如果随便哪个人有思想，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已经有这么多现存的思想，多点少点无所谓，反正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思想），而是人们必须同野蛮思想作斗争，这就有必要让思想被显示、被人看到、产生效果，而由于一位大作家比一位甚至更大的作家，一位也许不再为这么多的人所理解的更大的作家更适宜担当此任，人们便竭尽全力为使大人物伟大起来而作出贡献。
如果人们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那么，阿恩海姆便意味着这些关系的最初的、试验性的、即使已经很完美无缺的体现之一，对于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可严加指责的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还是需要具有某种天赋的。因为大多数作家只要有这种可能，就都愿意当大作家，但这就像大山的情形：在格拉茨和圣帕尔滕之间有许多山，它们本来都能够具有蒙退鲁莎山那样的风姿，只是它们太低矮了。所以，成为一位大作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依然是，撰写适宜于每一个人的书或剧本。人们必须先起作用，然后才能起好作用；这个原则是每一个大作家生存的土壤。这是一个奇特的、对准着孤独的诱惑的原则，简直是歌德的作用原则：人们只需在友好的世界里活动，一切别的东西便会自动到来。因为一旦一位作家开始起作用，那么他的生活便会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他的出版商不再注意到，一个将成为出版商的商人像一个悲惨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用布或未腐烂的纸挣钱。批评界发现他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可敬对象，因为批评家往往不是什么坏人，而是从前的抒情诗人，他们由于生不逢时必须将心放在什么事情上，以便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按照他们必须有利地获得的内心收益，他们分别是战争或爱情抒情诗人，而为此他们宁可选择一位大作家的书也不肯选择一位普通作家的书，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每一个人只有一种有限的工作能力，其最好的成果轻易地分布在出自大作家笔端的年度新出版物上。就这样，这些出版物便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储蓄银行，它们当中的每一样出版物都引起评述，这些评述并非只是解释，它们简直就是附件，而留给其余一切的则就相当的少了。但是，这通过在一个大人物身上解大小便的随笔作者们、传记作家们和速记历史学家们才达到最伟大的程度。说得不好听些，狗类宁可到一个热闹的街口也不愿到一块偏僻的岩石干这不光彩的勾当；有着想留名于后世的强烈欲望的人类怎么就不会选择一块显然偏僻的岩石呢？！转眼之间，大作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一种共生现象，是最委婉意义上的国家研究小组的成果，并亲耳听到生存所能作出的这个最美好的保证：他的成长和无数其他人的成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大概这就是人们常常也把一种良好行为情感看作大作家的一个普遍性格特征的原因了吧。只有在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危害的时候，他们才使用写作这富有战斗精神的手段；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他们行为的特色是稳健和亲善。对为称赞他们而说的微不足道的话他们的态度极其宽容。他们轻易不肯屈尊评论别的作者；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也很少奉承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而是宁可鼓励那种不纠缠不休的有才干的人，这些人由百分之四十九的天赋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庸才组成，并且，鉴于这种混合成分，在人们需要人力而一个强壮的人可能会造成损害的时候，他们却能如此巧妙地对待一切事物，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迟早会在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此说来，这一描述岂不已经超出了只有大作家才有的特性了吗？俗话说，有鸽之处群鸽皆飞往[42]，而人们难以想象，如今一个普通作家在当大作家之前很久，当他还是书评家、副刊编辑、广播评论员、电影混合录制人员或一份文学小报的出版者时，他的生活就已经何等的动荡不安；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像那些橡皮小驴和小猪，后背上有一个窟窿眼，人们可以往里吹气。如果人们看到大作家们仔细斟酌这样的情况，看到他们竭力塑造一个能干的民族尊重的自己的大人物的形象，难道不需要为此而感谢他们吗？他们通过自己的参与使现有的生活变得高贵。人们试图设想与这相反的情形，设想一个正在写作的人，所有这些事这个人都不做。他必定会拒绝热情的邀请，使人产生反感，不像一个受表扬者，而像一个法官那样评价表扬，撕碎自然存在的事实，仅仅因为大的作用途径大就把它们当作可疑途径看待，他拿不出任何回礼，只能提供他头脑里难以表达和评价的事情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个作家的成就，一个已经拥有大作家的时代确实不需要很重视的成就！一个这样的人会不站在团体的外面并带着这造成的一切后果避开现实吗？！——无论如何，这是阿恩海姆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