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伯爵阁下谈到一个将兴高采烈聚集在这位高龄皇帝族长周围的欧洲国家大家庭，他便总是默默地把普鲁士排除在外。也许现在他这样做时甚至比以前更情真意切，因为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自己受到保尔·阿恩海姆博士给人留下的印象的明显干扰：只要他到他的女友狄奥蒂玛这儿来，便总是要么遇见这个男人要么看到此人的痕迹，并且还和图齐司长一样，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现在，每当狄奥蒂玛深情地望着伯爵阁下，她便总是看到——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手上和脖子上鼓胀起来的青筋以及那浅褐色的、透着正在衰老的男人气息的皮肤，而尽管她对这位大人物表现出相当的敬重，她的宠爱的光芒中却有某种犹如夏日太阳变成冬天太阳的变化。莱恩斯多夫伯爵既不爱幻想也不好音乐，但是自从他不得不忍受阿恩海姆博士以来，他便莫名其妙地经常在耳中感觉到一种轻微的像一首奥地利军队进行曲的鼓和钹那样的响声，或者是，每逢他闭上眼睛，他便不安地感觉到在黑暗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它来自黑黄色的旗帜，这些旗帜在那儿成堆地转动。图齐家的其他朋友们似乎也受到这种爱国主义幻象的侵袭。至少是，不管他往哪儿听，人们虽然都怀着莫大的敬意谈论德国，但是只要他一暗示这场伟大的爱国行动也许会在事态发展过程中稍稍刺伤一下这个兄弟王国，这种敬意便会受到一丝亲切笑意的美化。
这时，伯爵阁下在自己的领域里碰上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有某些重家庭的情感，它们特别强烈，而战前在欧洲国家大家庭内曾普遍蔓延开来的对德国的反感便属于此种情感之列。也许德国是精神上最缺少统一性的国家，人们都能在那儿为自己的反感找到什么因由。那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古老文化最早给碾在新时代的车轮下并被割断成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漂亮话语；此外，这个国家像任何一个情绪激动的广大群体那样好争辩、贪得无厌、好夸口、既有危害又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但是这一切毕竟都是欧洲式的，欧洲人至多可能会觉得这个国家有点儿欧洲味儿太浓。事情似乎很简单：必定有这样的性质，有这样的非理想——它们在那儿堆聚起反感、争执，仿佛就是生活今天的一次燃烧的残留物。可能性令所有参与者莫名惊讶地突然变成现实，而在这个极其杂乱的过程中被取消的、不对头的、过剩的以及不满足精神的东西，似乎构成那种分布在大气中的、在所有生物之间回荡的仇恨，这种仇恨表明现代文明的特征并用对别人行动的那种可以轻易获得的不满足去取代对自己行动的失落的满足。总结这种有特殊性质的反感的尝试，仅仅是某种属于最古老的应用心理学的生命占有状态的东西。魔术师就是这样从病人的体内掏出那精心准备好的崇拜物的，善良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把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善良的犹太人身上并声称，他是受了犹太人的引诱才去做广告、放贷款、办报纸，做出诸如此类的事情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把责任推在雷声、女巫、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将军的身上，而在战前的最后时期里，由于完全不显眼的特殊原因，普鲁士-德国也曾是这个奇特事件中最卓越、最受欢迎的手段之一。世人不仅丢失了上帝，而且也丢失了魔鬼。正像世人将恶搬移进非理想的情景一样，世人将善搬移进理想的情景，这些理想情景受到世人敬爱，因为世人做着人们自己认为不相宜的事。人们让别人使劲，而自己却在一旁坐着观看，这就是体育；人们让人讲极片面的过甚其词的话，这就是理想主义；人们抖落恶而那些身上被溅泼到这恶水的人，这就是非理想情景。这样，一切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秩序；但是这种尊敬圣徒和用放弃喂肥替罪羊的技术并不是没有危险性，因为它用种种未果的内心斗争的紧张心情充满世界。人们不是自相残杀便是互相结为亲密朋友并且不太清楚，人们是否是怀着极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做的，因为人们的一部分自身在自身之外，而所有事件似乎几乎是在现实的前面或后面作为一种仇恨和爱慕的欺骗伎俩发生的。古老的鬼神迷信把一切人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善和恶归咎于上天的和地狱的鬼神，它工作得好得多，精确得多，干净得多；人们只能希望，我们带着不断发展着的应用心理学回归鬼神迷信。
卡卡尼尤其是一个与理性情景和非理想情景打交道的无比适宜的国家；那儿的生活反正带有某种不现实的特性，而恰恰是那些精神最高雅的卡卡尼人，他们觉得自己是著名的、从贝多芬延伸至轻歌剧的卡卡尼文化的继承人和代表人士，恰恰是他们觉得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人们与帝国德意志人结盟、结义，却极不喜欢他们；人们喜欢对他们指指戳戳，一想到他们的成就便总是对自己家乡的状况有点儿担忧。但是家乡的状况却主要是：卡卡尼，一个本来曾经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如今已经有点儿失去了对自身的兴趣。在平行行动过程中已经有几次可以看出，和别的历史一样，世界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这就是说，作家们很少想起什么新东西来，在涉及到各种纠葛和思想时，他们喜欢互相抄袭。但属于此列的，还有某种迄今未曾被提及的东西，而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历史的喜爱；另外还有那个作家们十分熟悉的信念：人们正在创造一段好历史；还有作者的激情，这激情使作者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并干脆融化掉任何批评意见。莱恩斯多夫伯爵有这种信念和激情，而且也还可以在他的友谊中找到它们，但是在辽阔的卡卡尼，它们却已经消失，人们早已寻觅过一件代替物。在那儿，人们正在撰写的民族史已经取代了卡卡尼史，而且人们完全用那种赏识历史小说和古装戏剧的欧洲审美情趣来修订这部历史。这样，就发生了这种奇怪的和也许还没得到正确评价的事：有些人应该协同办理一件极寻常的事，譬如建一所学校或安排一个人当火车站站长，这些人谈到了一六〇〇年或公元四百年，他们争论，如果人们考虑到民族大迁移[53]中的向阿尔卑斯山前部山地的移民以及反宗教改革会战[54]，应该优待哪个申请者；还有就是，他们给这些争论提供那些有关高尚和卑鄙、祖国、忠诚和男人力量的观念，这些观念大致符合那处处风靡的博学的特性。并不看重文学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对此不胜惊讶，这尤其是因为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来说所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他在自己居住着德国和捷克移民的波希米亚领地上旅行时曾见过这些人——的境况多么美好。所以他把下述情况归因于一种特别的病毒，归因于可恶的煽动：有时他们互相反目成仇，对政府的明智政策极端不满，这尤其显得不可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情感爆发的大间歇期以及在他们不忆及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他们跟每一个人都和睦相处。
但是国家对此所采取的政策，就是那著名的卡卡尼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却是：大约每半年更迭一次，政府时而对某个不顺从的民族采取惩罚行动，时而又明智地对它退让，而正像在一只大脚玻璃杯里另一半下沉时这一半便上升一样，对德意志“民族”所采取的态度也符合这种情况。这个德意志“民族”在卡卡尼担负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它总体上其实始终只有这一个期盼——国家强盛。它曾最长久地坚持这个信念：卡卡尼的历史必须具有某种意义。渐渐地，当它领悟到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压迫的民族。也许不仅仅是卡卡尼有类似的情况，但这个国家所特有的情况却是，那儿不需要任何革命和变革，因为一切渐渐地开始取一种自然的、平和地来回摆动的发展态势，简直就是依据着概念的不稳定，而最后在卡卡尼就还只有各受压迫的民族和一批最上层圈子里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压迫者并觉得自己受到被压迫者们极大地愚弄和折磨。在这个圈子里人们对无所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缺乏历史深感忧虑，并且坚信，最终是必定会有所作为的。而如果这一切又针对德国，一如平行行动似乎想引起的那样，那么，人们压根儿就不会为这件事不受欢迎，因为首先，人们总是因帝国里的兄弟而感到有些羞愧，其次，在政府主管部门人们却觉得自己是德国式的，除了以这样无私的方式以外人们根本就不能以更好的方式来炫示卡卡尼的超党派任务。
所以伯爵阁下在这种情况下丝毫也没有想到要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泛日耳曼主义的，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但是这个行为被认为具有这样的特性，这却是由于，在有职有权的国民部分中间——他们的愿望将会得到平行行动各委员会的理解——斯拉夫支族渐渐开始短缺，而外国大使们则渐渐听到有关阿恩海姆、图齐司长和一桩德国人反全体斯拉夫人的阴谋活动的如此可怕的消息，以至于其中某些消息以流言蜚语的形式也传到伯爵阁下的耳中，而这则证实了他的担心：即便是在没发生什么特殊事件的日子，由于许多事人们均不可以做，人们也处于从事艰难活动的状态。但是由于他是个现实政治家，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对策，可惜这时他作了一个如此宽宏大量的估计，以致这个估计开始时竟具有一个政治权术上的错误的假象。宣传委员会首脑——这就是那个以使平行行动群众化为己任的委员会——一职当时尚还空缺，莱恩斯多夫伯爵决定让维斯尼茨基男爵担任此职，他这样做仅仅基于这样的考虑：维斯尼茨基若干年前曾当过部长，他当时是一个被各德意志党派推翻并被认为是推行了一项阴险的反德政策的内阁的成员。因为伯爵阁下有他自己的计划。这在平行行动开始时就已经是他的想法之一：恰恰要争取德族卡卡尼人中的觉得自己不喜欢祖国更喜欢德意志民族的那部分人支持平行行动。尽管卡卡尼的其他“民族”把它说成监狱并且还公开表达他们对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爱慕，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可以把这与某些德国人对德意志帝国的热忱同等看待——这个德意志帝国地理上紧紧围住卡卡尼并且直至三十多年前一直和它有着亲密的关系。他的著名格言“他们会自动来的”是针对这些德国背叛者们的，他们的活动在莱恩斯多夫伯爵心中激起所有情感中最痛苦的情感，因为他自己是个德国人。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们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不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所以通向德国人的路首先是反对德国人的并导致偏爱别的民族；这一点莱恩斯多夫伯爵早就已经认识到，当行动的时刻来到时，他也就将其付诸实施，而恰恰就是这个让他把维斯尼茨基阁下推到宣传委员会的首脑位置上，按莱恩斯多夫的判断这个维斯尼茨基出生在波兰，但具有卡卡尼人的观点。
伯爵阁下是否意识到，这一选择，正如人们事后指责他的那样，是指向德意志观念的，这就难以判断了；至少，很可能他曾以为这一选择是为真正德意志观念效劳的。然而结果却是，眼下在德国人圈里也出现了一阵繁忙的反平行行动的活动，致使这一选择竟然一方面被视为敌视德意志的阴谋并受到公开反对，而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种泛日耳曼主义的阴谋并在小心谨慎的借口下一开始便遭到禁忌。这样意想不到的成就也没有逃过伯爵阁下的眼睛并激起深切的忧虑。然而，莱恩斯多夫伯爵也异乎寻常地受到这样的祸患的侵袭。在狄奥蒂玛和其他领导人一再忧心忡忡的询问下，他向这些畏畏缩缩的人露出一副讳莫如深但却忠于职守的面孔，并向他们作出如下的回答：“我们这个尝试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谁想做大事，就不可以只图一时的成就。无论如何，人们对平行行动的兴趣增长了，而只要持之以恒，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