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给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信以及要求乌尔里希挽救莫斯布鲁格尔的事，克拉丽瑟均只字未提；她好像把这一切都已经忘却。但是乌尔里希也没这么快就又想起这件事来。因为狄奥蒂玛终于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现在可以在“庆祝陛下在位七十年起草一个主导决议暨确认有关各界人士的愿望工作会议”范围内召集特别的“庆祝陛下在位七十年起草主导决议委员会”了，狄奥蒂玛为自己保留了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权利。伯爵阁下亲自起草了邀请，图齐进行了修改，而阿恩海姆则从狄奥蒂玛那儿看到了他的修改稿，然后这修改稿才被批准。尽管如此，其中还是包含了一切使伯爵阁下心神俱往的东西。“促使我们召集这次会议的，”信中这样写道，“是对问题的一种共识，即我们不能对强有力的、来自民众中间的意愿听其自然，需要有人施加一种极具远见的并且是来自一个可以纵览全局的位置的，也即来自上面的影响。”接下去就是“极为罕见的造福社会的登基七十周年庆典”、“满怀感激之情的”各族民众、和平皇帝、缺乏政治上的成熟、世界奥地利年，而最后则是提醒“产业和教育界”，要把这一切塑造成“真正”奥地利精神的一种光辉的意愿显示，但对这一切均要进行慎重考虑。
一方面，在狄奥蒂玛的清单上，艺术、文学和科学各组显得尤为特出并经广泛努力而得到认真周到的补充，而另一方面，在那些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人们并不指望他们作出具体行动的人当中，经过严格筛选只剩下了一小批人；然而，受邀请者的数目仍然如此之多，以致在绿桌子旁正式宴请来宾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就不得不选择冷餐招待会这一较松散的形式。人们可以随意地坐着、站着，而狄奥蒂玛的一个个房间就像一座营房，供应夹肉面包、蛋糕、葡萄酒、利口酒和茶的数量之大，恐怕只有图齐先生在预算中给了他夫人特别拨款才能办齐；必须补充说明，这没矛盾，从中可以推断出，他一心想着要采用新的精神外交方法。
安排好这一大群人聚会，这向狄奥蒂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倘若她的脑袋不是像一个华美的果壳，不断有话语从中大量涌流出来，有些事她也许还真的应付不过来；这是家庭主妇用以欢迎每一位来客并以对其最近著作的熟识而令来宾欣喜若狂的话语。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是异常充分的并且只有在阿恩海姆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此人将自己的私人秘书供她使用，协助她整理材料并摘编最重要的资料。这股火一般热的神奇沉淀便是一大批藏书，是用莱恩斯多夫伯爵为启动平行行动而投入的那批资金购置来的。和狄奥蒂玛自己的书加在一起，它们作为唯一的装饰品摆放在腾出来的房间中的最后一间里，房间里依稀可辨的布满花卉的糊壁纸显示出这是一间内室，一种关联，一种激起人们对居住这间内室的女子作谄媚思考的关联。但这批藏书也还以另外的方式证明自己是个有利可图的设置；因为每一个受邀请的人在接受了狄奥蒂玛极为殷勤的欢迎致词后便游移不定地漫步穿越这些房间，一看到这间位于尽头的藏书室，便必然会被它吸引；总会有一些人后背上下起伏，打量这些书，宛如蜜蜂麇集在花丛前，而如果说原因也只是每一个创作者对藏书都怀有的那种高贵的好奇心的话，那么当观看者终于发现他自己的著作时，一股甜蜜的满足之情便会顿时从心头泛起，而狄奥蒂玛的爱国事业则从中获益匪浅。
在会议思想指导方面狄奥蒂玛先是听任自流，即使她郑重其事地特别向诗人们保证，说是一切生命基本上都奠定在一种内在的文学创作上，甚至连商业活动也是，如果人们“豪爽地看待”它的话。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奇，只是事实却表明，大多数受到这样简短致词嘉奖的人都是怀着一种信念来的，他们深信人们邀请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简明扼要地，这就是说在大约五至四十五分钟内，给平行行动出主意，她听从了这个主意就不再会有什么失误，哪怕后来的发言人是在用无意义和不恰当的建议浪费时间。狄奥蒂玛起先简直因此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的心境之中，费了好大劲儿才保持住了自己那种不拘谨的态度，因为她觉得，每一个人都各说各的，她无能为力，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在驾驭如此密集的文艺、学术界精英集会方面她还没有经验，而由于大人物们如此之多的聚会也不是这么容易举行第二次的，所以也就只有一步一步、多费心思并按一定方法才能理解它。况且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它们单独时与聚在一块儿时相比，具有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譬如大量的水与少量的水相比是一种较小的享受，小就小在饮水和溺水的差别上了，而毒药、玩乐、闲暇、弹钢琴、理想的情形则与此相似，也许甚至一切事物的情形都与此相似，于是某种东西会怎么样，这完全取决于它的密集程度和别的情况。所以只需补充说明一点，即便天才也不例外，以便使得人们不致把下面的印象看作是对无私地为狄奥蒂玛效劳的那些大人物们的一种贬抑。
因为人们会立刻在首次聚会时便获得这样的印象：每一个杰出的人物一离开山顶巢穴的保护并且要在普通的地面上与人交往，便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极端不安稳的境地。只要她与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中的一个单独谈话，那么这种宛如天象般从狄奥蒂玛头顶掠过的异乎寻常的话语，在有第三者或第四者插入从而使得好几个人的话语陷入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就让位给一种不能建立井然秩序的难堪处境，而谁若不害怕这样的比喻，就不妨想象一只天鹅，它在作完骄傲的飞行之后在地上继续蹒跚前进。然而在相识了较长时间之后这也很好理解。杰出人物的生活如今是建立在一种“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目的”的基础上的。他们受到莫大的敬仰，在他们的五十周年或一百周年诞辰时这种敬仰便表现出来，或者在一所农业大学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当它拿名誉博士们来炫耀自己，但此外也有各种不同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人们是必须谈论德意志精神财富的。我们在历史上曾有过伟大的人物并把这看作一种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机构，恰似监狱或军队；如果存在这个机构，那么人们就必须投入人力。因此人们便带着某种这样的社会需要所特有的下意识动作启用刚好碰上的那个人，并对他表示尊敬，这些敬意已经具备了赐予的条件。但是这种敬仰并不完全真实；在它的底部显现出这众所周知的信念：实际上没有一个人配受到这种敬仰，而且人们也难以区别嘴巴张开是因为感动还是要打呵欠。如果今天一个人被称作天才，这就具有某种敬仰死者的特性，还要加上一个无声的附注，即现在根本就不再有这种天才了，而且这还具有某些那种神经质爱情的特性，人们之所以闹哄哄显摆这种爱情并非出于别的因由，而是因为它实际上缺乏感情。
这样一种状况对于感觉敏锐的人来说自然是不愉快的，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摆脱它。一部分人因绝望而变得富裕起来，他们学会利用这种需求，这种不仅对伟大人物而且也是对野性的人物、有才智的小说家、新一代愈来愈扩大着的不谙世故者和领导人的需求；另一部分人头上戴一顶看不见的王冠，他们绝不摘下这顶王冠，他们还怨恨而又谦逊地担保说，在三至十个世纪之后才愿意让人对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的价值作出评价；可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德国人民的一场可怕的悲剧：真正的伟人从不成为德国人活着的文化财产，因为他们太超越人民了。然而必须强调指出，迄今为止谈到的是所谓的文学艺术，因为在精神与世界的关系上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区别：一方面，纯美艺术爱好者必须受到如同歌德和米开朗琪罗、拿破仑和路德那样的欣赏，另一方面，今天却几乎没有哪个人还会知道那个把难以用言语描绘的迷醉福祉赐给人类的人的名字，没有人研究高斯[26]、欧拉[27]或麦克斯韦[28]的生平，探寻一位封·施泰因夫人[29]的行踪，很少有人关心拉瓦锡[30]和卡尔达诺[31]在哪里出生又死于何地。可是人们却学习他们的思想和发明是如何通过别的、同样没有趣味的人的思想和发明得以发扬光大的，并不断地研究他们的成就，在人格力量早已泯灭之后这种成就便在别人身上继续存在下去。当人们察觉到这个区别多么鲜明地把两种人类的行为方式互相分隔开，起先是感到惊讶，但随后便出现相对的范例，这种区别便愿意以一切界限之中最自然而然的面目出现。熟悉的习惯向我们担保，说这是人和工作之间、人的伟大和一项事业的伟大之间、教养和知识以及人性和本性之间的界限。工作和勤勉的天才并不增加道德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分解的生命学说，这种学说只在榜样们的身上得以继承下来，他们是国务活动家们、英雄们、圣徒们、歌唱家们，当然也有电影演员们；这正是那种强大的、非理性的力量，诗人只要相信自己的话并坚持认为自己按照生活境况分别道出了良知、天性、内心、国家、欧洲或人类的呼声，那么便也觉得自己分享了这种力量。这就是那神秘的整体，他觉得自己是这个整体的工具，而别人则仅仅是在可以理解的事物里拱来拱去，而人们则必须在能学会看到这个使命之前便相信这个使命！使我们确信这一点的，毫无疑问是一种真理的呼声，可是这个真理上不是粘附着一种特殊性吗？因为奇怪的是，哪儿的人们见事不见人，那儿便总是会重新出现一个新人，把事情向前推进；反之，哪儿的人们注重人，那儿在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便会出现这样一种感觉：现在不再存在够用的人，真正伟大的东西属于过去！
他们纯粹都是完好的人，这些人聚集到狄奥蒂玛的府上了，一下子聚集了许多。创作和思维，这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十分自然，宛如游水之于一只雏鸭，他们做这事如同从事职业活动，并且做起来也确实比别人强。但是目的何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美好、崇高、无与伦比，但是这么多的无与伦比就像墓地情调和集中的短暂性气息，没有笔直的意义和目标，没有来源和继续。对事件，对大量互相交叉的精神振荡的无数回忆已经聚集在这些头脑里，这些回忆像地毯编织者们的针插在一件织品里，它在他们四周、在他们前面并向他们没有接缝和边缘地伸展开来，而他们则在某处编织一个花样，这花样在别处以相似的形式重复出现，但还是稍稍有些不同。可是把这样一个小斑点永远留存下来，这是正确的使用方法吗？
说狄奥蒂玛理解了这个道理也许太言过其实了，但是精神领域里的这阵坟场怪风她感觉到了，这第一天越是临近结束，她便陷入越深沉的沮丧之中。幸好她同时回忆起某种绝望情绪，当初在另一个场合谈到类似的问题时阿恩海姆曾表现出来的那种绝望情绪，当时这对她来说并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朋友到外地去了，但是她想到，他曾告诫过她不要对这次集会寄予过高的希望。所以她如今陷入的，其实是这种阿恩海姆式的忧郁，但是说到底这还是给她带来了一种美好的、几乎是在感官上既悲伤又舒心的愉快感觉。“从根本上来说，这难道不是，”她推敲着他的预言，暗自思忖，“行动的人接触言语的人的时候总会感受到的那种悲观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