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把信塞进自己的衣袋，准备把它扔掉，和狄奥蒂玛谈论这件事本来就不会很容易，因为自从那篇论述奥地利年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狄奥蒂玛便一直觉得自己被一种完全杂乱的高昂情绪攫住。不单单是乌尔里希有时看也没看就把从莱恩斯多夫伯爵那儿得来的全部文件交给她，而且邮局也每天送来一杳杳信件和剪下来的报纸文章，书商们给她寄来大量供试看的书籍，她家里社交来往的上涨，就像海水受到风和月亮联合吸引，电话铃声也一刻不停地响着，倘若不是小拉喜儿像天使长那样尽心尽力地守在电话机旁并自己回答大多数人的询问——因为她认识到不能让人没完没了地来打扰她的女主人——狄奥蒂玛简直会在这重压下崩溃的。
但是，这种永远不发生而总是在她体内颤动的神经崩溃却给狄奥蒂玛带来一种她还从未有过的幸福。那是一阵冷战，因自己地位重要而感到的一阵战栗，像国际大厦屋脊上一块砖头在重压下发出的一阵沙沙声，像人们坐在突出于远近群山之上的一座山峰时感到的虚无缥缈兴奋刺激感。一句话，那是一种地位感，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女儿兼平民副领事的年轻夫人——尽管她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迄今她在骨子里依然还是这样的身份——突然意识到的地位感，这样一种地位感是未被觉察、但却极其重要的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犹如地球转动或我们为感官感觉所作的那一份个人贡献的未被觉察。由于人们被教导不可将自己的虚荣心存放在心中，所以他们便将绝大部分虚荣心携带在脚下，他们在一个伟大祖国的、在一种宗教的或所得税级别的土地上漫步，在没有这种地位的情况下甚至满足于人人会有的东西，即处于从虚无中升起的时间柱的临时最高点上，这就是说，恰恰生活在现在，生活在从前的虚荣心已经灰飞烟灭、后来的虚荣心还未形成的时候。但是，如果这种通常无意识的虚荣心出于某种原因一下子从脚部升至头部，那么这就能产生出一种轻度的癫狂，类似自以为胸怀着全球的处女们的那种癫狂。连图齐司长现在也对狄奥蒂玛表示敬意，向她打听情况并有时请求她接受这样和那样的小委托，以往他在谈到她的沙龙时惯有的那种笑容让位给了一种庄重和严肃。人们还一直不知道，站到一个国际和平主义运动的前列，这个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为至高无上的当局所接受，但是他一再对这种可能性忧心忡忡并附加这样的请求：希望狄奥蒂玛在对外政策领域不要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有任何轻举妄动。他甚至立刻提出忠告，什么时候当真要发动一场国际和平行动倡议时得首先设法避免从中生出政治纠葛来。他向他的夫人解释说，人们不必拒绝一个如此美好的思想，甚至在存在着实现这个思想的可能性的时候也不必加以拒绝，但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各种前进的路和退路，这却是绝对必要的事。随后他便向狄奥蒂玛阐述一次裁军会议、一次和平会议、一次首脑会晤往下直至那已被提及的捐款和用当地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和平宫殿之间的区别，他还从未这样实实在在地和他的妻子谈过话。有时他甚至夹着皮公事包再次返回卧室，对自己的阐述作一些补充，譬如他忘记附带说明他个人理所当然地只是结合一项和平主义的或人道的事业才认为与世界奥地利这个名字相关联的一切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不应该被认为是危险而不可揣度的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狄奥蒂玛面带耐心的微笑回答：“我将尽量考虑你的愿望，但是你不要把外交政策对我们的意义想象得过分重要了嘛。现在存在着一种简直是拯救性的高涨情绪并且来自人民的无名的内心深处；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请求和建议向我涌来。”
她是值得钦佩的；因为她得不动声色地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在大的、按宗教、公正、农业、教育等等观点建立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各次会议上，人们对所有较重要的倡议都持那种冰冷和胆怯的克制态度，狄奥蒂玛就分明在她丈夫身上体味到这种态度，当时他还没这么关心这件事；有时她觉得自己焦急万分、沮丧已极，无法向自己掩饰这个事实：懒散的世人的这种抵抗将是难以粉碎的。虽然对她自己来说奥地利年将成为世界奥地利年、奥地利各民族将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榜样是清清楚楚明摆着的，但是事实却清楚地表明，这对于慢性子的人来说还需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并且必须得到一个神来之笔的补充，这个想法得是个因为超越宽泛的意义而更加容易被理解的想法。狄奥蒂玛研读众多书籍数小时之久，想找到一个有这种功能的思想，而且这理所当然地也将是一种象征性的奥地利思想；但是狄奥蒂玛对伟大思想的本质有特殊体会。
事实表明，她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时代充满伟大的思想。但是别忘了，即便所有条件——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条件——具备，实现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思想会有多么困难：每逢狄奥蒂玛几乎已经下定决心选定一个这样的思想，便总是身不由己地发现，实现它的反面可能也有某种伟大之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理想有着奇特的个性，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个性：如果人们严格遵循理想，那么理想便会突然变成荒谬。就拿托尔斯泰和苏特纳[23]来说吧——这两位作家的思想人们当初大都经常听说——但是人类怎么可能，狄奥蒂玛心想，不用暴力就弄到烤鸡吃呢？倘若像那些人所要求的那样不应该杀戮，那么人们拿士兵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失业，这些可怜的人们，罪犯们就会无法无天。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而且听说已经在收集签名了。狄奥蒂玛压根儿就从来也不能想象一种没有永恒真理的生活，但是如今她不胜诧异地发现，每一个永恒真理都有双重性和多重性。所以理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由此甚至得到某种名誉拯救的图齐司长——对永恒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虽然永远不会否认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但却深信按字面去理解它们的人都是疯子。按他所了解的情况——他主动向他夫人提供了这些情况——人的理想包含大量要求，如果人们不是一开始就不完全认真对待它们，那么理想势必会走向毁灭。作为这方面的最好证明，图齐提出，像理想和永恒真理这样的词儿在正经八百的办公室里是根本不说的；说是一个部门负责人心血来潮在一份文件里用了这样的词儿，当即便有人建议他让官方医生检查身体、开证明去休假。尽管狄奥蒂玛神情忧郁地听他讲话，到头来却还是从这种性格弱点里又吸取了全力以赴投入研究之中的新的力量。
当莱恩斯多夫伯爵终于找到时间前来出席一次磋商时，也对她的旺盛精力感到吃惊。伯爵阁下要了解来自民众之中的意愿。他真诚希望查明民意并通过上面小心翼翼地施加影响净化这种民意，因为他不想把它作为一种谄媚逢迎的赠品，而是作为在民主漩涡中飘动的各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征象呈示给陛下。狄奥蒂玛知道，伯爵阁下还一直坚持“和平皇帝”这个思想并坚持一种真正奥地利的光辉，只要一个集合在族长周围的各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在其中得以正确表达出来，他原则上就不会拒绝世界奥地利这个建议。不过，伯爵阁下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把普鲁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虽然他对阿恩海姆博士个人觉得无可厚非并且甚至曾经明确地把他称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物。“我们当然不想要任何爱国主义方面的陈词滥调，”他告诫说，“我们必须唤醒国家，唤醒世界。我觉得搞一个奥地利年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我自己就曾对记者们说过，人们必须把公众的想象引到这样一个目标上去。但是您已经考虑过了吗，我亲爱的，如果要搞这个奥地利年，我们今年应该做些什么事？您看，就是这么回事！这件事人们也必须知道。人们必须在上面帮一把手，否则不成熟分子们就会占了上风。可我却实在找不出时间来过问这件事！”
狄奥蒂玛觉得伯爵阁下内心充满忧虑，便热烈地回答：“这行动必须以一个伟大的象征为最高峰，要不就根本不会有最高峰！这是肯定无疑的。它必须打动世人的心，但也需要上面施加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奥地利年是一个极好的建议，但是我认为一个世界年更妙；一个世界奥地利年，这就可以让欧洲精神在奥地利看到自己真正的故乡！”
“小心！小心！”莱恩斯多夫伯爵警告说，他曾经常常受到他女友思想上的大胆的惊吓，“您的思想也许总是有一点儿太伟大了，狄奥蒂玛！您已经说过一回这个意思了嘛。可是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您想出什么主意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年里应该做些什么？”
莱恩斯多夫伯爵受到那种使他的思维非常具有特色的率直的指引，恰好用这个问题触到了狄奥蒂玛的最痛处。“阁下，”她踟躇了片刻说，“这是世上最难的问题，您要我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我打算尽快邀请一批著名人士、诗人和思想家，我想看看这些人会提出些什么建议来，在这之前我不发表什么看法。”
“这就对啦！”伯爵阁下叫起来，对这种观望的态度立刻表示赞同，“这就对啦！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要是您知道，现在我天天都听到些什么！”